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决定了我军军事战略在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对外不称霸，不搞侵略扩张，不首先发动战争。但同时，我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需要我们采取积极防御战略。基于此，我军将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有机结合，形成了积极防御战略方针。

　　遏制于危机 着眼于打赢

　　“积极防御”这一概念不是由我军最早提出来的，克劳塞维茨和恩格斯都曾经提出过“积极防御”的概念，但是，他们所说的“积极防御”都还只是防御作战中的一种进攻手段，并没有从战略上加以认识。

　　1936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将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归结为“战略防御问题”。毛泽东曾强调指出，积极防御不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某一阶段的战略方针，而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总战略方针。这说明，毛泽东是将积极防御定位于战略层面的。1956年3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以积极防御作为我军的战略方针。把积极防御确定为战略问题来加以研究，既是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战略文化和外来思想的结果，更是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基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考量的。正因如此，人民战争理论成为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理论的核心内容，而革命的统一战线则成为毛泽东积极防御的重要政治保障。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对战争与和平新形势的判断，从多方面发展了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军事战略的根本出发点；把遏制战争作为军事战略的重要内容；把打赢局部战争作为军事战略的着眼点；把用和平方式解决对抗矛盾作为军事战略的重要手段；把指导发展综合国力作为国家军事力量建设的根本措施。坚持充分作好战争准备、坚持自卫立场、实行后发制人，灵活运用兵力和战法、实行人民战争等基本原则，军事战略指导重心大幅前移，在强调遏制战争的同时更加重视遏制危机，甚至营造有利战略态势，避免危机的发生。这一战略集中体现了我军战略文化的根本目标与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