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诞生之时，人与自然就发生了关系，就有生态问题。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论域的主流。中国的生态文化是人文生态。宋代理学伦理观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将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道德原则向人际关系以外的人与万物间拓展。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伦理道德思想，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将人与万物视为自然界的生命共同体。朱熹在吸取前人思想智慧的基础上，形成了对此问题的独到理解，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价值观。

　　“天地万物一理”的

　　生态精神境界

　　朱熹说：“天地之间，万物之众，其理本一，而其分未尝不殊也。”这种宇宙间人与物共有的“理一”，强调人与万物之间保持共生共存的“理一”。人作为自然界之派生物，体现了自然界的一般规律，即天地宇宙的生生之理，自然界的人与物必须保持动态的平衡。

　　与此同时，朱熹又强调人与万物各有其所分，即“天人所为，各自有分”。自然界人与万物都有其存在合理性，应尊重各自的生存权利。“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在整个自然界中，每一个人、任何一物都有独立存在的生命价值。

　　朱熹把人与自然界的动物、植物视为“同得天地之理以为姓，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天人本只一理”。然而，人与动植物又各有其分之殊。“天之生物，有有血气知觉者，人兽是也；有无血气知觉者而但有生气者，草木是也；有生气已绝而但有形质臭味者，枯槁是也。是虽其分之殊，而其理则未尝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则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异。”这种人与万物共生共存的“理一分殊”思想，包含了尊重生命、善待自然的观念。

　　朱熹在肯定自然界价值时，也意识到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人是自然规律、自然法则的主动者，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不是无主体的发展，也不是人与自然的“联合主体”发展，而是以人类为主体的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朱熹认为，“人之始生，得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人要实现“万物与我为一，自然其乐无涯”的和乐理想世界，必须完善人性修养，回归自然界本体之存在，只有一理，“理会得”天人一理，才能达到人与自然和谐之目的。

　　可见，儒家的生态文化，从“天人合一”到“万物一体”，再到“天地万物一理”，体现了人文生态观的发展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对于改变人们的生态思维模式有着积极的意义。

　　“天地生物之心”的生态基本原则

　　程颢说：“天只是以生为道”，因此万物有“生意”。朱熹进而提出：“天地以生物为心，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故有不忍之心。”“仁者，生之理”，仁就是生，是自然界的“生生之道”。“天地生物之心”就是“仁心”，人有了“天地生物之心”就有“不忍之心”，就会对自然万物无所不尊，无所不爱，就会实现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朱熹又说：“盖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为心，则是天地人物莫不同有是心，而心德未尝不贯通也。虽其为天地，为人物，各有不同，然其实则有一条脉络相惯。”人与万物不仅统一不可相离，而且是可以贯通的，这种贯通是通过“天地生物之心”来实现的。人心之理来自天地之理，人心之仁本于天地之仁，天地万物充满生意，只是人心一片。而人身也是生气团聚，不忍之心自然流露，如此识得仁者，能将自己人心之生、之仁与天地自然之生、之仁相接触、相感同，这就达到了“仁者与万物一体”的生态境界。

　　朱熹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天地之性人为贵”。“万物虽皆天地所生，而人独得天地之正气，故人为最灵。”人之所以为贵，就在于人有仁心，本质在于“爱物”。仁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性，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人出于“所以然而不可易，所当然而不容己”的生命的内在本质和要求。

　　“天地生物之心”所强调的是仁的生态内在化。这对于人们培育内在德性，无疑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