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镜，是古人照面的用具，别名“鉴”。从史前到清代，中国青铜镜走过了四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两汉时期，铜镜制造业空前繁荣，铸造工艺与表现手法都达到了新的阶段。草叶纹镜、星云纹镜、博局纹镜、神兽镜等镜类风行一时，为世人所珍。汉镜背后刻镂的图案与铭文，也向今人展现了一个缤纷浪漫的奇幻世界，它交织着传说与史实，涉及早期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尚等方方面面，正所谓“小铜镜，大文章”。

　　填补阜阳汉镜研究空白

　　近年来，随着《六安出土铜镜》《皖江汉魏铜镜选粹》《淮南市博物馆藏镜》《蚌埠市博物馆铜镜集萃》《安徽地区出土汉代铜镜研究》《六安双龙墓地出土铜镜年代再研究》等一批安徽地区性铜镜论著的相继面世，不仅使铜镜的地域性研究得以不断深化，也为有关学者和铜镜爱好者系统了解安徽境内古代铜镜遗存的面貌提供了不少便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阜阳作为安徽乃至周边地区重要的汉镜出土地之一，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学界的应有关注，相关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也十分薄弱，这与阜阳汉镜的重要地位显然是极不相称的。杨玉彬的新作《阜阳汉代铜镜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下简称《阜阳汉镜》），就是填补这一空白的突出成果。

　　《阜阳汉镜》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最新研究成果，不仅在年代学、类型学上颇为用功，而且在各种镜类本身的演变序列、名称内涵、时代差异等方面都有所细化、深化。该书所涉及的资料来源囊括经史子集、今人著述、博硕士论文、发掘报告、各大图录等达两百余条，还吸纳了冈村秀典、石川三佐男、大形彻等日本学者的著述，不仅使得论述更为严谨丰满，更显其功力之深。图像汇释方面则网罗了蟠螭纹、草叶纹、星云纹、柿蒂纹、东王公、西王母、羽人、朱雀、天马、麒麟、九尾狐、灵芝、仙草、车马、博局等近百类之多，基本涵盖了目前常见的汉代铜镜纹饰，进而以图证史，凸显出铜镜图像与历史文本之间关系的复杂与多元。

　　该书通过横向对比，将阜阳汉镜划归到“淮河流域汉镜群”的范畴，既指出其与以寿县为中心的淮河中下游地区汉镜的颇多共性，又从镜种、直径、重量、铭辞配置及文化内涵等多方面，强调阜阳汉镜自身的鲜明地域特征。其后，从两汉历史发展的长程视角观察，将阜阳汉镜的演变轨迹划分为早期战国镜向两汉镜发展的过渡形态、汉武帝前后的成型与勃兴期、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发展繁荣期及东汉中晚期标新立异的繁荣鼎盛期四个阶段，使读者有了较为宏观的认识，为更好地把握全书要旨做了铺垫。

　　在历史情境中发掘潜在价值

　　《阜阳汉镜》还力图在历史情境中发掘镜铭这一物质性文本的潜在价值。以大量篇幅综合考察了阜阳汉镜铭文中所见的富贵追求、长寿文化、家族伦理观、相思文化、汉代七言诗的形成与演变、汉镜铸造工艺成就、尚方镜铭的发展演变、神仙信仰与升仙不死说、丹阳铜与丹阳镜、新莽王田制改革，并结合独具特色的铭文，就同时代社会生活领域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相关史实，汉代思想文化史、社会经济史等问题提出了见解。

　　比如，作者围绕汉代“尚方”工官机构造镜提出了难能可贵的五点“尝试性讨论”。作者认为，尚方工官机构造作的青铜器应要求极高，因此，尚方署出产的镜图“标准模板”应该不会出现图像模糊、配图随意、句子残缺、用字缺省、减笔、反书等低级错误现象。从铸造来源与使用对象看，目前所见的两汉尚方铭文镜大体可分为中央尚方署造作、地方政府工官机构造作的仿品、私营作坊造作的仿品、私营作坊造作的假冒产品。

　　对于两汉闻名一时的丹阳铜与丹阳镜，陈直、裘士京、张卫东等学者很早就进行过探讨，而《阜阳汉镜》更是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在作者看来，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实行铜器专卖政策，铜镜的产销主要由地方工官机构管理，此期的丹阳铭镜，可能多数为丹阳铜所造。东汉铜禁放开后，流行的丹阳镜多为仿造；两汉流行的丹阳镜，其质量的优劣，并非完全取决于丹阳铜料的好坏，而是与铸镜作坊二次加工、铸造技术水平高低息息相关；阜阳位于南铜北运的枢纽，历史上曾是著名的大型铜料集散地。两汉从南方丹阳郡购置、运输铜料至今淮北地区，是当时铸镜作坊最为节省费用的选择。由此，作者进一步推测目前阜阳出土的“丹阳”铭铜镜可能部分为丹阳铜所铸造的典型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