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学术是时代精神的精致表达。任何一种学术，只有深深植根于它所处的时代，回应重大时代命题和关切，才会焕发勃勃生机，才能产生广泛影响。问题在于，倘若学术研究者站错了立场，服务错了对象，即使回应了重大的时代命题和关切，其取得的成果再多，叫嚷的声音再大，也只能是噪音杂音，也只能是历史的阻碍者而不是推动者。近些年兴起的“新清史”，到底属于哪一种，本期“争鸣”版推出的这篇文章，有助于诸君作出判断。

　　“新清史”名不副实

　　“新清史”所谓“学术创新”，名不副实。质言之，是虚假的冒牌货！没有学术创新，“新清史”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他们表述的系列观点，实属陈词滥调，是19世纪以来那些西方帝国主义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御用学者论调的翻版！

　　首先，有必要说明“新清史”的缘起。1996年，美籍学者罗友枝发表《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向何炳棣发起了挑战。她指责何氏满洲“汉化”的观点，提出“大清王朝”不能与“中国”混同，应确立一种“满洲中心观”，重新评价清史。以此为开端，又有柯娇燕、欧立德、米华健等继其后，发表或出版了与罗友枝观点相类似的论著。最有代表性的是米华健、欧立德等人主编的论文集《新清帝国史：内陆亚洲帝国在承德的形成》。所谓“新清帝国史”，即简称“新清史”，成为这些学者的学术符号。于是，他们在美国、中国发表文章，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讨论会，接受记者采访，皆以“新清史”相标榜，并极力进行鼓吹。

　　美国学者不遗余力兜售“新清史”，国内也有个别学者帮忙推介，但清史学界并未给予多少关注，当然也更谈不上热情。有学者评为“冷漠”，也是实情。以近年而论，所谓“热议”，也并未形成思潮。他们鼓吹“新清史”，似乎其可以一举颠覆中国清史乃至中国历史，我们就有必要认真对待，看看“新清史”的本来面目！

　　正如有的学者已质疑：“新清史”到底“新”在何处？学术创新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又是学术生命力之所在，那么，“新清史”有哪些学术创新？

　　如果由我来说，我实在不知其“新”在哪里，还是由标榜“新清史”的学者自己来说明他们的“创新”吧。他们将“新清史”的“新”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强调全球化的视角”，二是 “强调满洲因素的重要性”，三是“强调使用满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

　　这就是“新清史”的“创新”？其实，这些所谓的“创新”是中国学者早已做过的事，有的也是日本学者已做过的。怎么会成为美国学者炫耀的“创新”呢？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已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历史中加以考察。例如，把西周奴隶制与希腊、罗马奴隶制相比较；又如，将讨论明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纳入世界史的范畴，与西欧资本主义历史进行比较，得出应有的结论。至清代，以其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欧洲各国相比较，找出差异。在近代，中国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中国学术开始走向世界。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以“全球化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如戴逸主编的《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就是其中一项重大的成就。中国在世界各国兴办“孔子学院”，已达400余所，被历代尊为“至圣先师”的孔子“走出”了国门。事实说明，中国学者把视角投向世界，何须“新清史”来显示其“新”！所不同的是，昔称“世界史”，今称“全球化”，这又有什么本质差别！

　　所谓“满洲因素”的重要性，难道中国清史学者不重视“满洲因素”吗？改革开放30余年来，清史学界、民族史学界有关满洲及其文化的研究成果，遍地开花！诸如满学会、满族研究等机构，在北方省区普遍建立，而民间组织如“满族联络会”遍布全国各省。我们何止把满洲看作是一个“因素”，而是把其作为清代的主体或统治民族，置于首要地位！我们重视“满洲因素”是毋庸置疑的。但“新清史”所强调的是，“满洲特殊的族群”独立于汉族之外，没有被“汉化”。一句话，就是满洲对于清朝统治的建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清史”重视“满洲因素”的“重要性”，即便如此，何来“创新”？

　　所谓“强调使用满语”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也是学术“创新”吗？这在中国学界包括清史学界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有学者开始翻译满文。与此同时，日本学界有更多的学者从事《满文老档》的翻译，用作研究满洲史、清史的重要史料。以最近30年计，中国学者翻译并出版了清代满文典籍，这是日本学界远远不及的！出版了满语词典、满汉对照辞典，表明中国对满语文字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设置满语班，半个世纪以来，培养了大量满语人才！在北方的一些省份，如辽宁、吉林、黑龙江等，都开办长短期满语学习班，设置满学、满语研究所等。至于其他少数民族，凡有关语言文字等，都在一些民族类高校设置民族语言专业。学习少数民族文字如满语等这些已成“死文字”的文字，仅是用来阅读满文文献，便于研究。这都是最简单的事实，何须多辩！大概是“新清史”受到中国学者的启发，所以才勉强把中国学者已做的事当作自己的“创新”。

　　满文文献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文献很有限，若与汉文典籍、档案相比，不及其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即使把这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所记载的文献都翻译出来，或者说，通晓其语言，就能解决研究的全部需要吗？我国少数民族中，有许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是不是就不能进行研究了？标榜“新清史”的学者把满语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看作进行研究的全部，似乎不懂他们的语言文字，一切研究都不能进行！试问：“新清史”学者懂多少满语？还懂哪个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按照他们的逻辑，不懂这些民族的语言特别是满语，“新清史”又从何而来？进一步追问：“新清史”中有多少内容来自满语文字资料？如欧立德论满洲的演讲、文章中，有多少满文资料？米华健的《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史》一书中，有满文资料吗？嘉峪关外为新疆之地，维吾尔族聚居之区。不知米华健是否使用过维吾尔族的文字资料？明明不懂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还标榜为“创新”，教训中国学者如何“重视”满语，云云。简言之，自己做不到，却指斥别人没做到！这多少有一些帝国主义霸权的味道。

　　显而易见，“新清史”所谓“学术创新”，名不副实。质言之，是虚假的冒牌货！没有学术创新，“新清史”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他们表述的系列观点，实属陈词滥调，是19世纪以来那些西方帝国主义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御用学者论调的翻版！

　　现在，就来看看所谓“新清史”到底说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