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的作品通过法语版被推向欧洲其他国家,曹文轩的《青铜葵花》在欧洲的第一个外文版也是法语版,后来才有了其他语种的版本。

　　■迄今为止,欧美图书市场上的中国书籍绝大多数是虚构文学,即中长篇小说。而中国近年来涌现出大批优秀的非虚构或者体裁难以界定的好作品却还未引起足够关注。

　　■既然要走出去,那就要接受新的体系即世界文学体系的评判。西方出版人、批评家、媒体和读者会用审视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标准来审视中国文学作品,中国文学作品不会受到特殊眷顾。

　　改革开放以前,茅盾、老舍、沈从文、钱锺书、郭沫若等一些现代作家的作品已被翻译成法文,但是一般法国读者除了鲁迅和巴金的名字以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几乎一无所知。以笔者管窥之见,从上世纪改革开放至今,当代中国文学在法国的翻译出版经历了三个阶段:

　　“大熊猫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称之为“大熊猫阶段”。这里的“大熊猫”有两层意思。一是1981年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组织中国编译人员翻译出版的“熊猫丛书”, 丛书主要用英、法两种文字出版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优秀文学作品, 发行到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套丛书虽然规模不小,品种数量相当丰富,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中国文学的面貌,但是这套丛书在法国只能在专门经营中国图书的书店找到,基本没有进入法国文学图书市场,只是进入了汉学家和极少数对中国感兴趣的读者的视野,是了解中国的资料来源之一,而没有作为文学作品被普通法国文学爱好者所接受。这有诸多原因。那时候无论就政治、经济还是文学艺术而言,中国与世界都不在同一话语体系里交流,中国对于文学翻译出版尚无版权意识,更不知道国外出版发行是怎么回事。使这套丛书难以作为文学文本为读者欣赏的根本原因是翻译质量问题——英语或者法语不是这套丛书多数译者的母语。换位思考这个问题也许更好理解:中国读者恐怕也很难欣赏即便是一流的西方汉学家翻译成中文的普鲁斯特、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卡夫卡、马尔克斯……的作品。“熊猫丛书”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对于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国门功不可没,但是要面对图书市场,其翻译质量和发行渠道就显出了局限性。

　　我把这个时期称为“大熊猫阶段”的第二层意思是个比喻,缘于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中国作家访问法国时作家张辛欣的一次发难。1988年,法国文化部邀请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法国。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作家第一次集体出访。团长是著名作家陆文夫先生,成员有刘心武、刘再复、张贤亮、张抗抗、张辛欣、韩少功、白桦等。我那时还在法国读博士,之所以参加这次活动是因为我与一位法国汉学家刚刚翻译了陆文夫的《美食家》,这是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国作家们的居住被安排得不大得体,日程也排得十分紧张。他们每天被大巴从一个会场拉到另一个会场,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一天早上大巴照常来接中国作家们去赶场,女作家张辛欣大怒,数落了带有歧视性的接待和爆满的日程之后说:“我们不是大熊猫,被你们拉来拉去地展览!” 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个事件,参与活动的中法双方都相当震惊。其实张辛欣的话一点没错。中国作家们每到一处就端坐在台上,被几个汉学家当作展品般地介绍,听他们发表对中国和中国当代文学的看法,而作家们发言的机会很少,成了坐在台上的听众。中国封闭了几十年,中国文化精英第一次那么阵容整齐地出现,还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每场活动都爆满。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滞后,对中国新文学更是一无所知。听众通过作家看中国,不是来关注文学的。会场上更多的是在讨论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作家们与台下的互动更多地是关于对中国的看法,无从谈及自己的作品。但是中国作家们毕竟带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信息,带来了“寻根文学”、“伤痕文学”等的概念。这次出访意义重大,因为作家们无论如何传递给法国文化界一个信息:中国新文学正破土而出。

　　正是在此之后,法国一些出版社把这些中国作家的一些作品翻译介绍给法国读者,中国文学在法国的翻译出版进入第二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