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传

　　朱建江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曾任崇明县副县长、嘉定区副区长等职。目前主要从事城市科学、区域发展、小城镇、美丽乡村、乡村旅游、城乡一体化、人口老龄化和宏观经济研究。撰写专著两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曾获上海科技进步三等奖等。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

　　■按照“上海2035”规划,乡村地区是上海大都市空间和国际化大都市功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加强村庄发展的分类引导,改善人居环境,保护传统风貌和自然生态格局,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美丽乡村。应重点保护40个以上具有历史文化底蕴和风貌特色的村庄,保留综合评价较高的村庄,有序迁并环境差、规模小、分布散的村庄。应加强乡村地区的建设管理,以节约集约用地为导向

　　从国内外现代化进程的基本经验来看,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初期,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吸纳了乡村中的大量资源,造成了乡村的产业衰退、人口流失、农地荒芜、房屋空置、传统文化消失等一系列问题。这种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属于普遍现象。

　　然而,随着工业和城市过度集约发展,又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到了城镇化的中后期,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城市扩散和乡村复兴运动。有识之士同情衰退中的乡村,倡议实施声势浩大的乡村保护运动,积极健全乡村复兴组织构架,着力实施乡村振兴政策,并赋予乡村更多的发展权等。

　　在英国,20世纪初基于民众对乡村休憩和生态的需求,议会通过了《国家公园与乡村进入法》《野生生物和乡村法》《乡村道路和通行权利法》等一系列涉及乡村自然、安全、文化价值的法律,促进乡村非经济产品的价值补偿。

　　韩国于20世纪70年代发起了“新村运动”,至今政府累计投入2.8万亿韩元。目前,韩国农村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交通网格化,教育医疗也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城乡居民收入比始终保持在相对合理区间。

　　由此可见,城市与乡村绝非“两个阵营”,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抛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来看待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就更能理解乡村振兴的意义,也有助于落实《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简称“上海2035”规划)有关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