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同盟关系，呈现出进一步演化和整合的趋势。当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重返亚太”战略时，世界的目光由此聚焦亚太地区。作为美国在亚太关系支柱之一的韩美同盟由于其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也因此备受瞩目，如何看待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韩美同盟成为关注的热点。已有文献大都是从韩美同盟的发展及其作用等方面加以阐释，而从非对称性角度阐述韩美同盟的文章还不是很多。本文拟从同盟的非对称性角度出发，着重分析韩美同盟在条约、角色性质、战略利益、半岛政策以及竞争手段方面的非对称性，并在此基础上对韩美同盟的未来趋势作出简单的预测。

　　一、韩美同盟的框架结构

　　韩美同盟从建立之初就在不断地发展完善中，其影响力也从最初的纯军事领域扩展到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有人说韩美同盟是美国在世界上最科学、最完善、最复杂的同盟体系也并不为过。在分析韩美同盟的非对称性之前，有必要对韩美同盟的框架结构进行全面深入的剖析。

　　1953年签订的《韩美相互防卫条约》是美韩军事同盟的基础和核心，为两国的合作奠定了基本框架，换句话说，韩美同盟的军事性质是第一位的，安全考虑是同盟建立的最初目的。该条约的中心内容规定对缔约方任何一方的侵略也就是损害了另一方的利益，缔约双方应联合行动，消除危险。条约还规定韩国给予美国在其领土以内及其周围部署陆海空部队的权利，由此美军拥有了长期驻扎韩国的绿卡，时至今日，驻韩美军依旧是韩国国家安全体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据统计，目前驻韩美军人数大约维持在2.85万人，其中陆军1.9万多人，空军8000多人，还包括少量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韩美相互防卫条约》确立了韩美同盟的基本框架。其后，双方又陆续签订了一系列法律性文件并建立了定期军事对话机制。韩美两国于1966年签订了《驻韩美军地位协定》，从1968年起每年定期举行韩美安全协定会议，1978年设立韩美军事委员会和韩美联合军司令部，并与1991年签订了《战时援助协定》。 至此，韩美军事同盟体系框架基本上建立完成。《韩美相互防卫条约》使得韩美两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建立的“血盟”以法律文件形式得到了正式确认，随后签订的一系列军事同盟条约又促使两国间的军事交流更加频繁，军事关系更加密切，军事合作不断深化。仅韩美军事演习而言，每年大大小小就有一百多次，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阿尔索伊演习、关键决断演习、乙支自由卫士演习、鹞鹰演习等。值得注意的是，一年一度的韩美军演季正呈现出演习次数越来越多，演习规模越来越大，演习针对性越来越强的特点。

　　韩美军事结盟背后反映的是两国国家利益诉求在军事上达成一致。依托韩美同盟，美国可以名正言顺地把韩国纳入自身的东北亚体系之中，让韩国成为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前沿阵地，便于美在东北亚地区施展拳脚，有效钳制中国和俄罗斯，维护其在亚太的核心利益。借助韩美同盟，韩国获得了美国的安全承诺，实现了国家安全的利益诉求，为国家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安全环境。由此可见，韩美同盟是一种双赢模式，是双方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在韩美军事同盟走过的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中，区域内国家间虽然也有摩擦，但始终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其中，韩美军事同盟在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上发挥了战略杠杆的重要作用。

　　韩美同盟的性质是军事同盟，但其影响并不仅限于军事领域。韩美同盟自建立以来，在韩美之间就形成了一个以军事同盟为基础，覆盖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领域的合作机制，这可以看作韩美同盟功能的外延式拓展。政治上，韩国是美国的亚洲铁盟，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对美国亦步亦趋，说是美国的跟班小弟也不为过，比如在美国出兵伊拉克问题上，韩国不仅在外交上予以声援，军事上也派出3000名士兵前往伊拉克协助美军维持安定，出兵人数之多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经济上，韩美经济关系密切，美国是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韩国是美国的第七大贸易伙伴，2011年韩美双边贸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贸易年增长率保持在7.5%， 特别是2012年3月15日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生效以后，双方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紧密的经济关系让韩美同盟有利可图；文化上，韩美两国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深刻影响着韩国社会，深受韩国大众喜爱，而“韩流”作为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也越来越被美国人所接受，风靡全美的《江南style》展现了韩国文化的独特魅力。由此可以看出，韩美同盟已从最初的军事同盟关系发展为包含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方位、宽领域同盟。进入21世纪之后，在新的国际形势和地区安全态势面前，韩美同盟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强化。2008年4月，韩美在首脑会谈中一致同意将两国同盟发展成为21世纪全面战略同盟，为地区及全球的和平繁荣作出贡献。 在此基础上，两国于2009年6月通过了《美韩同盟未来展望》，描绘未来的发展蓝图，使韩美关系的发展方向更为具体化。当前两国在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紧密的军事安全互助体制，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和文化合作，构建双边、地区和全球性的新型同盟关系。

　　二、韩美同盟的非对称性

　　国家间的同盟根据力量和能力的大小可以简单分为对称性同盟与非对称性同盟，综合国力差距较大的强国和弱国之间的同盟是非对称的，韩美同盟就是典型的非对称性同盟。韩美同盟的非对称性存在于两国同盟之间的各个层面。

　　第一，条约内容的非对称性。基于冷战而建立的韩美同盟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从出现之初就是一个畸形儿，换句话说，韩美同盟从建立之初就是非对称的。构成韩美同盟框架的两个重要法律性文件——《韩美相互防卫条约》和《驻韩美军地位协定》是韩美同盟双方非对称关系的重要体现。《韩美相互防卫条约》第三条规定，美国有权在韩国领土内及其附近部署自己的陆、海、空部队，但条约没有赋予韩国相等的权利，即允许韩国军队有权在美国部署军队，这本身就是单方面的不平等。同时，美军在韩国驻军也是对韩国主权独立性的严重侵犯。美国凭借驻韩美军对韩国政府形成某种非对称优势，在许多问题上制约韩国行使主权国家的权力。素有韩国与美国不平等关系象征之称的《驻韩美军地位协定》更将双方的不平等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未修改前的协定规定，驻韩美军因犯罪而被韩国执法部门抓获后，只要美军方面提出要求，韩方必须立即将犯罪嫌疑人移交美方，不得拖延；如果犯罪嫌疑人是由美方先拘留的，美方可以不将人交给韩方，而由美国军方对涉及任何罪行的美国军人实行监护，直至所有上诉程序完成。期间，韩方不得行使司法管辖权。这实际上给予了驻韩美军带有殖民色彩的治外法权，使得一些驻韩美军敢于肆意妄为。据韩国法务部的统计，冷战期间，驻韩美军犯罪高达44766例；冷战结束以来，美军在韩国的暴力犯罪案年均为770多件。 两份构成韩美同盟框架基础的法律性文件所包含的不平等条约折射出韩美同盟基础框架的非对称性，由此给韩美同盟乃至韩美关系奠定了非对称的基调。

　　第二，角色性质的非对称性。基于冷战特定时代背景建立的韩美同盟是一种完全不平等的、带有等级色彩的依附关系。美国对韩国扮演的是军事保护国、领导者和施惠者的角色，帮助韩国建立了国防力量的基础，韩国则在相当长时间内推行“唯美外交”，缺乏真正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首先是韩美实力的非对称性。韩美双方实力对比悬殊，这是韩美同盟非对称性的根本原因。具体来说，双方综合国力相差巨大，美国是当今唯一超级大国，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长期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韩国则是刚刚崛起的新生代国家，其经济、军事等实力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由于其先天不足，很难与美国相提并论。据统计，至2011年韩国GDP世界排名才为第11位，美国高居榜首则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这种综合国力的极其不对称，不可避免地造成同盟关系中角色性质的不对称。具体到朝鲜半岛，驻韩美军虽然不到3万人，但都是精锐，战斗力更是历经战争的检验。韩军虽然人数多于驻韩美军，但不到3万的驻韩美军在某种意义上比几十万的韩军更具战斗力，这也是韩国政府在一些问题上不够强硬的主要原因。因此，美国常常扮演老大哥的角色，对韩国指手画脚，发号施令；韩国则成为名副其实的跟班小弟，唯唯诺诺。

　　其次是盟友职责的非对称性。综合国力的不对称造成了双方所承担责任的不同。美国在冷战期间不仅担负起韩国国防的重任，在经济等其他领域也给予了韩国很大的帮助。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美国占领朝鲜半岛南部到1971年，美国共向韩国提供了总额约为44亿美元的无偿经济援助；无偿军事援助的规模则更大，总额约为52亿美元。这些援助对于韩国军事力量建设、经济腾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一位美国观察员曾明确指出：“把韩国军事壮大和经济成功归功于美国，完全恰如其分。” 而韩国在冷战时期由于自身实力的因素，承担的责任相对较小，其国家安全几乎全盘交付美国。例如1991年前的“三八线”前沿防务就完全交由美军步兵第2师负责，韩国则负责相对简单的国内治安。但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在新的东亚战略下开始要求韩国承担更多的同盟义务，韩国开始独立承担本国安保职责，并逐步分担驻韩美军费用，据悉韩国将分担驻韩美军大约50%的运营费用。同时，韩国在国际上与美国遥相呼应，履行自身的国际义务。2001年和2003年韩国以同盟国的身份先后参与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工作。不过，韩国虽然开始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总的来说还是有所不足，或者说心有余而力不足。韩军严重依赖美军的情报保障和军事指挥，缺乏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

　　最后是同盟权力的非对称性。所承担责任的非对称性一定程度上也导致韩美双方所拥有权利的非对称性，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始终掌握着韩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权。虽说作战指挥权是韩国总统拱手相让的，但这是由于当时韩军自身履行职责能力不足，不得已而为之。自此，韩国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对自己的军队没有完全控制权的国家。除此之外，基于韩美签订的一系列法律性文件和历史因素，驻韩美军对韩国军队仍然拥有大量非对称性特权。具体来说，美国可以在韩国驻军；韩国政府对美国大兵的违法犯罪鞭长莫及，甚至连拘留都要事先跟美国打好招呼，美军干涉韩国军队的导弹射程，强占城市中心地带或环境条件好的地皮等等。这些侵犯一国主权的特权都是单方面的，韩国无法在美国享有类似的特权，而且韩国政府对美军的一些蛮横行径只能默默忍受，只能通过谈判、抗议等温和的、效果微乎其微的方式谋求自己的合法利益。权利上的非对称性在冷战后成为韩美同盟产生摩擦的重要导火索，也是韩国反美情绪的主要因素。

　　第三，韩美利益的非对称性。韩美同盟的非对称性同样体现在双方的国家战略利益层面上，这里主要是指双方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利益。就地理位置而言，朝鲜半岛处于典型的边缘地带，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亚洲大陆和日本诸岛的天然通道，是大陆力量与海洋力量相交汇的缓冲地区。作为向海洋延伸、过渡的特殊地理部分，朝鲜半岛是东北亚的地理中心，具有独特而显著的地缘战略价值。作为“美国必须控制的16个海上通道之一”，朝鲜海峡不仅控制着连接俄罗斯远东基地海参崴和太平洋的重要航道，而且直接维系日本的安全，控制着俄罗斯部分重要的太平洋战略区域。同时，朝鲜半岛地处美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四个大国的利益交叉点上，这使得其战略利益更加突出。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中更是将韩国视为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五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之一。美韩双方都意识到朝鲜半岛对于自身的重要战略价值。对美国来讲，朝鲜半岛能够遏制朝鲜、俄罗斯、中国、日本，保持亚太地区的均衡态势，确保其在东北亚安全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朝鲜半岛对于韩国的战略价值则更加现实，韩国首先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再者才是谋求半岛的统一。双方利益的共同点是要保持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均衡态势，但美国的战略利益带有全球性、宏观性，韩国的战略利益则地区性、微观性色彩非常明显。

　　第四，战略政策的非对称性。战略利益的非对称性直接影响着韩美双方战略政策的非对称性。两国的战略政策都以冷战的结束作为分水岭。冷战时期，美国实行遏制和牵引战略。遏制的对象主要是苏联、朝鲜、中国等共产主义国家，对韩国主要是牵引其国家对外和发展战略，使其朝着美国所预期的方向发展，避免造成朝鲜半岛的动荡。韩国则主要实施亲美外交，在安全上完全依靠驻韩美军，在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下发展自己。由此可见，美国的政策显示出主动性、战略规划性，韩国的政策则被动性成分居多。冷战结束后，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韩美双方都开始积极调整自己的半岛政策。美国战略体现为遏制与规划的结合，其遏制的目标不再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中国、俄罗斯、日本和朝鲜都是防范的对象。美国主要是担忧这些国家对自己在东北亚的主导地位乃至全球的战略地位构成威胁。其规划是美国对未来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全局性谋划，韩国被美国视为其全球战略的一枚棋子，有可能在未来东亚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驻韩美军也相应作出调整，缩减编制的同时，其任务范围不再仅仅局限于朝鲜半岛范畴，而是超越朝鲜半岛覆盖东北亚甚至是全球，强调驻韩美军的战略灵活性。韩国的战略大体可以概括为依托韩美同盟，发展自主国防，应对多种威胁。可以看出，韩国试图化被动为主动，在韩美同盟体系内有更多的作为，但其战略基础仍然是依靠韩美同盟，战略局限性非常明显。两国政策层面上的非对称性仍然严重损害韩国的利益，这成为韩美同盟摩擦与冲突的重要根源。战略政策层面上的巨大差距，一定程度上说明韩美同盟的非对称性地位很难有实质性改变。

　　第五，竞争方式的非对称性。韩美虽然是同盟，但在同盟框架内仍然存在着利益的博弈。双方利益博弈的手段有很大的差别。美国常常依仗自身强大的国力，依托韩美同盟体系，以驻韩美军为支撑，用蛮横、直接的“阳谋”迫使韩国在一些问题上作出妥协与让步。在军事层面，驻韩美军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限制约束韩国军队和韩国政府，一旦其不听话，美国就会通过撤军、缩编等手段向韩国政府施压，让其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在经济层面，美国利用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用法律形式谋求确定自己的经济主动权。它一方面不断加强贸易保护措施，严格限制韩国产品的进口，另一方面则连续向韩国施压，迫使其开放市场，并以此扭转了冷战以来的长期对韩贸易逆差。尽管如此，美国并未放松对韩国的压力，一方面继续要求韩国开放商品、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又将其目标转向了知识产权、证券、不动产、尖端技术贸易以及服务贸易市场，以求在美韩贸易关系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

　　与美国蛮横、强硬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政府的懦弱与妥协。韩国政府采取的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阴谋”，其通常以国民的游行示威为先导，谋求与美国政府进行谈判。但这种温和的方式耗时长，效果差，长达30多年的《驻韩美军地位协定》修订谈判最终也没有取得让韩国满意的成果。

　　同时，韩国政府也用“阴谋”的方式谋求自身利益，如通过贿赂、收买等手段控制美国国会议员，使得有利于韩国的法案能够在美国国会顺利通过。所谓的“朴东宣事件”，就是韩国耍弄“阴谋”的见证。

　　三、韩美同盟的未来展望

　　韩美同盟的非对称性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较大改变。但由于美国综合国力相对下降和韩国自身国防力量增长等因素的影响，韩美同盟的非对称性会发生某种形式的弱化，这种弱化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在韩美同盟中的主导地位，韩国的从属地位也会随之得到一定提升。

　　首先，韩美同盟的非对称性将长期存在，但将有所弱化。改变韩美同盟的非对称性，建立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是韩美同盟的大势所趋，但韩美同盟的这种变化只能是一种结构性变化或者说是一种远没有达到质变层次的量变，其最主要原因就是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实力悬殊决定了韩美同盟关系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同盟。《大棋局》给韩国设定的角色是战略支轴，这意味着韩国在亚洲地区首先必须要服务于美国在东北亚、亚洲的利益，在此前提下，韩国自己的国家利益才有了诉求的可能，如果韩美双方利益发生冲突，韩国的国家利益就要服从于美国家利益。驻韩美军一直是韩国民众的定心丸，却也是韩国政府的软肋，美国常常利用驻韩美军问题敲打韩国政府，迫其就范。在卡特政府期间，甚至发生了韩国商人为留住美军向美国众议员行贿的事件。 美韩政府就驻韩美军驻与撤及驻韩美军人数增与减问题多次协商，韩国在协商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局面，最终，驻韩美军的总人数维持在2.85万左右，韩国则要承担巨额的防务费用，2014年韩国需承担的防卫费用总额为9200亿韩元之多（约合人民币52.5亿元）。 驻韩美军问题是韩美同盟非对称性的典型案例，以驻韩美军为代表的非对称性问题（包括韩国部队战时作战指挥权收回等问题）将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妥善解决，所以韩美双方欲消除这种非对称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战略伙伴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不过，随着形势的变化，韩美同盟的非对称性会有所弱化。韩美同盟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同盟，其发展趋势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双方的非对称性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弱化。这是两国共同努力的结果。鉴于韩国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美国将会以更加开放、平等和积极的态度对待韩国，大力实施修补两国裂痕的措施以推动韩美同盟逐步走向平等化，给韩国的独立自主以合适的发展空间，把韩国牢牢绑在韩美同盟体系内，充当美国在东北亚的马前卒。美国在诸如《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的修改，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防务费用分担等问题上都作出了让步；为缓解驻韩美军与驻地韩国居民的紧张关系，驻韩美军甚至在冬天搬运煤球，为当地居民送去温暖。 韩国政府则在自主国防和独立外交的牵引下，开始突破“唯美外交”束缚。历届韩国政府都在为谋求平等的同盟地位不断努力。卢武铉政府更是强调重新调整对美关系，主张减少对美依赖，主张韩国作为主权国家不应允许美国出现无视韩国意愿的单方面决定和行动。韩国历届政府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2002年韩美签署了《驻韩美军地位协定》协议书，韩国对驻韩美军的犯罪拥有调查权、取证权和传唤权，这大大提高了韩国处理驻韩美军犯罪案件的权力；几经磋商，韩国于1994年收回了平时作战指挥权，战时作战指挥权也将于2015年12月1日移交给韩国； 历经坎坷，韩美在自由贸易协定上最终达成一致，韩美贸易将在更加平等、互惠互利的平台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强化。可以说，在韩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韩美同盟的非对称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其次，韩美同盟关系更加密切，不断深化。韩美同盟客观上存在的非对称性，使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畸形同盟。但这种建立于冷战岁月中的畸形同盟并没有伴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像人们所预想的那样逐步弱化甚至消失，反而在近年出现了继续巩固和进一步强化的趋势。换句话说，韩美双方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这种非对称性同盟，因为它可以满足两国不同的利益诉求。当前东北亚地区战略格局处于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之中，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调整，朝核问题和半岛形势紧张加剧，不确定因素增多，地区安全形势更加敏感，区域合作变数增大。在新的东北亚安全形势面前，韩美同盟积极调整适应，在突出军事主导地位的同时，双方主张在其他领域也开展战略合作。2009年2月美国时任国务卿克林顿访问韩国，提出与韩国建立更全面的战略同盟， 并逐步开拓以未来为指向的战略同盟关系。韩美两国发表的《美韩同盟未来展望》，将美韩军事同盟设定为综合性战略同盟，即两国的合作范围会从军事同盟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而同盟的活动范围则从朝鲜半岛扩展至亚太甚至全世界。在军事层面，一方面为确保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流动基地网，韩美双方加大了军事演习的力度，演习规模不断攀升，演习目标不断拓展，高技术含量不断加大，韩美联军的作战能力不断得到提升；另一方面，为有效应对各种突发事件，韩美加大了驻韩美军建设，包括加强武器弹药建设、更新反导系统、建设新型快速反应部队、在韩国海域预制重型装备等。 韩美同盟在军事领域的一系列举措表明，在新的安全形势面前，韩美军事同盟正积极调整，以适应未来日益复杂的东北亚战略格局。

　　与此同时，韩美在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交流与合作也非常活跃。韩美有着共同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针对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上的认知总体趋同，双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战略互动也越来越频繁。特别是李明博政府以实用外交积极迎合美国外交安全政策，对朝鲜奉行强硬政策，恢复美韩日对朝政策协调，全面参与“防扩散安全倡议”，在地区导弹防御系统上加强与美国合作，积极参加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行动，在诸多问题上唯美国马首是瞻。韩美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日趋频繁，在旅游、学术交流、教育、人才培养方面合作紧密，美国的软实力外交与韩国的文化外交相得益彰，共同促进韩美同盟健康有序发展。种种迹象表明，韩美同盟将以军事合作为基础，拓展在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合作，韩美的同盟关系正朝着全方位、宽领域、多维度的方向发展。

　　总之，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韩美同盟的非对称性将会长期存在，但在内容和形式上会发生某些深刻变化，二者的非对称性会有所减弱，韩国的同盟地位会有所提升。另外韩美同盟视野也不再局限于朝鲜半岛的集体安全问题，而会发展为着眼于整个亚太地区甚至世界的、内容更加广泛的新型同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