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韩两国围绕渔业纠纷问题和苏岩礁问题发生了多次摩擦。尤其是2011年11月份以来，韩国有关方面强力围捕“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再次掀起新的高潮，仅当年11月16日和17日两天，韩国海警就连续逮捕“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多达26艘，被拘留的中国渔民数目不详。对此，韩国主要媒体非但没有予以客观的报道和理性的分析，反而肆意煽风和持续点火，对中国渔民予以讽刺和嘲弄的同时，刻意炫耀韩国海警所谓的“围捕战果”，大肆炒作“韩国应效仿日本，强硬对待中国渔民越境捕鱼”等偏激言论和强硬举措。这种持续散布错误信息的做法，非但不能妥善解决相关问题，反而极易造成中韩两国民间的误解加深甚至是不断激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韩国民族主义不断抬头之势，其已经对中韩关系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和现实冲击。民族主义在韩国作为一股势力强大的社会思潮，曾经对其经济腾飞、创造“汉江奇迹”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1］。不过，近年来韩国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不时突显并时有发作，这成为影响中韩关系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潜在不稳定因素。特别是当前中韩两国在一些历史问题、海洋专属经济区划分问题、遣返“脱北者”问题上存在一定的争议，这些争议在韩国国内极易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左右，进而造成韩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引发民间情感的对立，最终不利于中韩两国关系民意基础的持续构建。对此，如果不予以足够的重视和有效的控制，势必对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产生极为负面和不利的影响。

　　一、当前韩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及特点

　　从学理角度而言，“民族主义”的概念比之“民族”更难以界定。英国民族学家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运动，目的在于为一个社会群体谋取和维持自治及个性，他们中的某些成员期望民族主义能够形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2］

　　我国著名政治学家王惠岩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观察、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与原则。它作为一种思想观点和价值取向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就已存在。”［3］176－177徐迅认为：“民族主义是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4］40

　　以上可以看出，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它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民族主义既涵盖意识形态层面，包含情感意识、指导纲领、理论原则等内容，又涵盖社会实践层面，涉及行为方式、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等方面。

　　准确把握韩国民族主义，既要考虑民族主义理念的普遍性，又要考虑作为客观事实的韩国民族主义的自身特殊性。韩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呈现出与其国内问题和外在问题相牵扯、相纠结的重要特点，其具有一种综合性的特征。近代韩国民族主义是一种在反殖、反帝的基础之上，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统一的进步思潮和社会运动。除现代化的不断推动以外，当前新一波韩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主要源于三个方面：转型与断裂社会的滋生、民主化推动下的政治诉求以及民众思想整合的需要［5］。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对韩国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作用。历史证明，民族利益和民族情感是最富感召力和鼓动力的政治旗帜之一［3］169。金大中曾经言明，韩国是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两个车轮推动历史前进”［6］2。在近现代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反抗外来的侵略和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当中，韩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全民族的团结一致与共同抗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代，韩国民族主义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从总体来看，韩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主要在以下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是争取国家团结，维护民族利益，调整对朝关系，促进民族统一。在朝鲜半岛分裂的半个多世纪里，不仅历届韩国政府都设想统一朝鲜半岛，其制定和推行了各种统一政策，而且韩国国内的民族统一运动一直没有停歇。这种民族主义运动将韩国国内的政治与社会、精英与民众连接和沟通起来，各阶层可以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和社会改革方案，但在民族统一问题上他们的立场是高度一致的。二是推动和保护民族经济发展，增进和维护国家利益。战后几十年，韩国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跻身到发达经济体行列，这与韩国政府制定和执行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密不可分。“身土不二”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对拉动韩国经济发展，保护民族工业，创立闻名于世的民族企业品牌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强调国家认同，推崇文化保守主义，注重文化独立性，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韩国文化资源并不丰富，但是其高度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积极发展文化产业，韩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强国，其音像、影视、动漫、游戏、时装等文化产品席卷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地区。四是推动韩国发展自主外交、全面外交，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对民族尊严的渴望和民族荣誉的追求，推动韩国不断向大国目标迈进并实行大国平衡外交，以进一步抬升其国际地位。从卢武铉政府提出“东北亚平衡手”战略，到李明博政府发展全球外交，再到现任总统朴槿惠的大国外交政策，其实都离不开韩国民族主义的影响和推动。

　　韩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是源自一种对自身历史认知的悲情主义。正是这种“悲情”极大地激发了韩民族“自强自立”的精神特质，同时也使这种精神在同质性的、单一化(monolithicculture)的文化土壤当中繁衍了一种“自大排外”的民族心理。过于情绪化的民族性格，使得韩国的民族主义极易受到突发性事件的左右和影响，从而诱发种种过激行为并走向了极端。归结起来，当前韩国民族主义的消极表现主要有三大特点。

　　(一)民族历史的悲情性

　　在历史上，朝鲜半岛国家一直以“小国”自居并奉行“事大主义”①，向中国朝贡称臣，在中华朝贡体系之内实现了国家的政权稳定与持续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华朝贡体系的逐步解体，朝鲜半岛遭受到日本的殖民侵略，其蒙受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殖民统治。二战结束后，在美苏冷战格局的大背景之下，朝鲜半岛爆发了惨烈的内战，由此导致朝鲜半岛国家的长期分裂和激烈对峙。基于这样的历史镜像，韩国人大多认为韩民族长期受到大国的不公平待遇，韩民族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悲情”的历史。韩国利用历史悲情主义进行国民教育，灌输国民对本民族历史的思维认知，进而塑造民族心理，培育内在的民族精神，达到以集体文化和共有精神来抵抗外在力量，为本民族成员提供安全感和保护的目的。对韩国人而言，民族和国家是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依托，本民族的文化价值系统是其对生活意义的理解所在。在教育灌输下形成的集体认同(collectiveidentity)与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不断地循环往复，人们不仅会拘泥于对历史问题的片面的、选择性的记忆而不能全面地正视过去，还会对自身的不幸历史和现在的尴尬身份过于敏感，因此极大地影响到反观自身和观察他者的视角，这成为诱发和激化韩国社会在现实层面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7］。韩国人的“历史悲情性”容易导致两大后果：其一，韩国对大国有着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其认为历史上大国欺压了朝鲜半岛国家，现在依然是居心叵测和不怀好意，这种情绪在韩国社会尤其盛行。金大中指出，韩国的文化力量根源于朝鲜人民的“恨”，“朝鲜人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特征，他们内心里绝不向邪恶势力屈服，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放弃希望。对根本无法抗拒的命运，他们暂时退让，但是他们始终抱有希望并等待着……他们忍受着巨大困难，千方百计坚持下去。这就是‘恨’的本质。”［6］43－45

　　特别是近代以来朝鲜半岛从中国的藩属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二战后因大国势力插手致使朝鲜半岛分裂至今。惨痛的历史遭遇进一步加深韩国人内心深处的“恨”意识，这种“恨”意识加剧了他们对大国干涉的反抗心理和不信任感。20世纪下半叶以来，韩国国民运动的三大主题———反美、反日、争取民主当中，其中的两项与反抗大国不无关联。其二，韩国人在历史问题与领土问题上异常脆弱和敏感，其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极大刺激。韩国的历史教科书当中言明，“韩国自建国以来一直被外族人侵犯将近有一千次”，可见其“受害意识”与“危机意识”十分强烈［8］。但是，这种历史观的畸形发展，也会导致发生篡改历史、扭曲历史等不端行为。

　　(二)民族心理的自大性

　　民族主义塑造的民族形象和民族精神，通常情况下都诉诸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信仰，弘扬本民族的优越、尊严和进步，同时强调伟大的民族历史使命。韩民族在近代以来反抗外来侵略，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当中，形成了比较强烈的“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大韩民国成立后，这种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和发扬，其历届总统均十分强调“自强自立”的民族性格。比如：朴正熙总统提出“富国强兵”、金泳三总统提出“开辟我们自立与自主的命运”、金大中总统倡导“去创造我们民族主导历史的光辉明天”，等等。众所周知，韩国是单一民族国家，如果这种民族自强的精神在同质性的社会文化土壤里得不到合理地“引导”，并受到政治鼓动和情绪化的影响，很容易滋生自大和排外的民族心理。韩国政府在教育和引导方面过分注重与强调本民族的自我主体意识，没有警惕自大心理的发展和膨胀，甚至不惜以歪曲历史来培养民族自豪感，反而进一步强化了韩国家至上、韩民族自大的不健康心理。韩国在国家战略的设计上也切实体现了这种“自大”的民族意识，其国家战略目标往往设计得十分宏大，比如：金泳三政府提出使韩国“在所有领域内达到世界优秀标准”、卢武铉政府宣称使韩国成为“东北亚经济中心国家”，等等［9］。2009年3月李明博总统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表示，韩国“拥有充分的有利因素来发挥亚洲中心的作用，并在国际社会代表亚洲”［10］，韩国要努力超越中日两国而成为亚洲主导国家。而实际情况是韩国没有充足的战略资源来支撑其如此宏伟和华丽的国家战略蓝图，目标与能力严重脱节的后果之一是韩国民众极易在憧憬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当中产生某种失落感和挫败感。韩国民间也充斥着自大心理，一些韩国学者为让朝鲜半岛文明摆脱中华文明的影响，或是宣称中国古代神话源自韩国，或是宣称中国“间岛”①属于韩国。韩国部分民众认为是朝鲜民族最先发明了汉字，后来朝鲜人移居中原地区把汉字带到中国，由此形成了现在的汉文化，其还积极向联合国申请汉字为世界文化遗产［11］。韩国民族主义所带来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更有利于精英阶层，其知识分子和权力精英更热衷于推动本国的民族主义潮流，致力于引导民族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从而操纵民族主义政治，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比如：韩国政府推行民族工业保护政策，利用“身土不二”的传统观念，大力推销本国产品，过度宣扬本国产品优越，甚至把正常消费和“是否爱国”联系起来，致使韩国经济民族主义盛行，不少国民抵制进口产品。

　　(三)民族性格的情绪性

　　韩国人的性格被形象地称为“铝锅性格”，意为“小火一烧就迅速热起来，火一关马上就冷下去”［12］。在韩国，一般人都缺乏辩证思维的习惯，性格比较急躁，缺乏一种踏实稳重、谦虚忍让的品格，甚至很多人把发泄情绪视为一种美德，并因此而自豪。韩国人喜欢唱歌、跳舞、喝酒，这无一例外是宣泄情绪的重要方式。韩国人常常在醉酒之后发生口角甚至是拳脚相加，其原因往往是称呼时忘记使用敬语这样的小事情。一旦酒醒之后，马上会忘掉不愉快的事情，一切如常。甚至在韩国政界，受过良好教育的国会议员也是如此，有关韩国国会议员大打出手的新闻报道时常出现在报端。这种民族性格的情绪性，使得韩国人在遭受挫折和失败之时，容易激发起一系列的极端性行为。这就是韩民族独特的“恨”意识，即梦想无法实现的悲壮之情，是在理想追求和现实结果扭曲之时，爆发出来的激愤、刚烈、宁折不弯的民族性格。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跳崖自杀就是这种“恨”意识的悲剧性表达。在现实当中，这种激烈的民族性格与民族主义情绪极易纠结起来，而与民族主义情绪相伴随的是民族成员潜意识当中无条件地为“民族”信仰奉献一切，这种无条件的“奉献”容易演化为各种偏激性行为。因为在以“民族”为中心的宗教性信仰当中，“民族”是“上帝”的同义语，其起源不可质询，对“民族”的献身和无条件的奉献是人生意义的全部所在［4］57。韩国人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上一旦受到“外界”的刺激，其过激行为就表现得非常的直接和明显，诸如断指、自焚这样的事件屡有发生。韩国人虽然有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强烈愿望，但是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其始终壮志难酬，这种反差使其民族情绪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二、当前韩国民族主义对中韩关系的现实影响

　　当前韩国民族主义具有进一步泛化和扩大的趋势，这对中韩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显然是一种隐患。建交以来，中韩关系发展十分迅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堪为当今世界国家关系发展的成功典范。继1998年中韩两国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韩合作伙伴关系以后，2003年两国宣布建立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到2008年双方宣布建立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韩国总统李明博表示，韩中关系在短短20年里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2008年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后，两国各领域交流与合作实现了新飞跃［13］。可见，中韩关系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是，近年来受到韩国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中韩两国在历史问题、苏岩礁问题、渔业捕捞问题、“上汽—双龙事件”等一系列问题上不断发生摩擦。总体来看，韩国民族主义对中韩关系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政治上近而不亲

　　如前所述，韩国人特有的历史悲情主义，使得韩国对大国有着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无论是韩国政坛上的保守势力还是进步力量，均表现出不同的排他倾向，尤其是他们对中国的感情显得十分的微妙和复杂。在历史上，中国长期是朝鲜半岛国家的宗主国，二战结束后，中韩两国又兵戎相见并长期敌视。随着韩国经济的迅猛腾飞，韩民族长期压抑的情绪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自认为韩国终于超越了中国。但是，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不仅经济总量远远超越韩国，而且韩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中国。据统计，2011年韩国出口贸易总值为5552亿美元，其中对华出口就达1344亿美元①。在科技竞争力方面，韩国与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依然存在着明显差距，而且其越来越受到中国、印度、巴西等后发国家的巨大挑战。历史的阴影和现实的压力，极大地刺激了韩国社会敏感的悲情主义，使得一些韩国人对中韩之间的正常交往做出了极度扭曲的解读。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圣火在韩国传递后，围绕着在传递过程当中所出现的种种摩擦，韩国社会曾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华排外主义情绪［14］；同年12月21日，中国驻韩国大使宁赋魁曾邀请李明博总统在就职前派遣特使访华，韩国《中央日报》则在12月27日以“无礼的中国外交”为题，发表评论称“这会让人想起向中国统一王朝朝贡并接受册封的朝鲜王朝的样子。”［15］

　　韩国民众的感性情绪反映到政治领域，就是中韩关系“近而不亲”。从整体上看，中韩政治关系发展顺利，两国高层交往密切，仅2010年两国就先后进行了多达13次领导人峰会和15次外长会议①。尽管中韩两国政府间关系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但是受到韩国民族主义的不时冲击和影响，中韩两国民众之间缺乏应有的好感度和足够的亲切感。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社会情绪的映射之下，韩国外交成为感性与理性的混合体。虽然中韩关系是总体上向前迈进的，但是当韩国外交的感性成分增多时，两国关系就会出现复杂的问题。2012年2月21日，韩国总统李明博对一名因“脱北者”问题在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前绝食抗议的女议员进行了电话慰问，随后采用“国际标准”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并要求其正确对待“脱北者”问题，这迅速提升了中韩两国争执的层级。韩国政府不区分“脱北者”的性质，硬是打着“人权”的旗号，要求中国政府将非法入境的朝鲜人视为是“难民”，等于是在非法入境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不免让人怀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16］。另外，韩国没有以“伙伴”应有的态度来对待中韩伙伴关系，中韩关系的牢固性、稳定性和持续性有待进一步的加强与深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韩关系只是单纯的政治力的提升而没有实质性的信任感，那么两国关系将很难有本质上的、战略性的进一步提升。

　　(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韩国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十分强烈，尤其是强调对本土的热爱，以吃本国的粮食、蔬菜、水果等食品为荣。当前韩国经济面临“赶不上日本，又被中国追赶”的境地，其形成了独特的“夹心三明治”的失落心理。“身土不二”的传统在失落心理的刺激之下，韩国人的排外心理会被激发出来，从而产生经济民族主义也就不足为奇。将贸易行为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可以在社会内部建构强大的隐性贸易壁垒，从而阻止国外商品进入本国市场。韩国社会对中国产品始终抱有低端产品的刻板印象，即使是中国的高端产品也难以在韩国市场卖出高端价位。韩国的市民社会和社会团体比较发达，外国商品进入韩国市场首先要通过这一关口，否则，他们会通过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示威等活动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让不少拟进入韩国市场的外国商家望而却步［17］。

　　韩国不断地拖延中韩FTA谈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韩国民族主义的深刻影响。韩国的农民和渔民对中韩FTA谈判一直持有反对意见，他们担心廉价的中国农产品和水产品最终会冲垮韩国的农业和渔业。诸如三星、LG等大公司既担心中国的家电产品进入韩国市场抢占份额，又担心中韩FTA谈判久拖不决，中国自身产品实现升级后会进一步挤掉它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这种“利益均沾”的思想，使得韩国政府一直优柔寡断，迟迟难以最后决断。而“上汽—双龙事件”更是韩国极端民族主义对中韩经贸关系造成的一个巨大阴影。韩国双龙汽车工会采用极端手段对抗中国公司的正常收购行为，导致上海汽车集团损失超过60亿元人民币，这在中韩经贸界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中国企业界甚至以此为戒，发出减少中韩经贸往来的强烈呼声。此外，韩国双龙汽车工会一度围堵中国驻韩国大使馆，煽动反华、排华情绪，这对中韩政治关系也产生了极为负面和不利的影响。韩国的民族主义甚至延伸到中朝经济合作领域。近年来，中朝之间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引起韩国主流舆论的纠结和忧虑，他们担心朝鲜会对中国形成强烈的经济依赖性，进而成为政治上的软肋。由此，中国可能会阻止朝鲜半岛统一，最严重的是中国可能利用经济手段完全控制朝鲜，进而将其“东北四省化”。

　　(三)民间友好度有所下降

　　相比于政治关系的不断提升，近年来中韩两国民间友好度有逆向运行的趋势，文化领域的一系列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中韩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韩国借助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试图摆脱过去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情况，不断提升和彰显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优越性。中韩在文化领域的分歧还进一步刺激了两国民众对立情绪的高涨。2005年，韩国MBC电视台与中国东方卫视共同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韩国人的友好度高达79．0%。但是，随后几年受到韩国民族主义的冲击和影响，韩国在对待中国文化及东亚传统文化资源问题上动作频繁①，这招致中国民众的极大反感。据2007年《国际先驱导报》(中国)进行的一次“网民邻国印象”的调查显示，竟有40．1%的受访中国网民称最不喜欢的国家是韩国，高居榜首。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历史领域同样快速滋生，在诸如韩民族起源、高句丽归属、间岛、长白山(韩国称白头山)等问题上，一些韩国民间分子不时做出偏激举动。2007年1月在中国长春举行的第六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上，5名韩国滑冰运动员在颁奖台上公然打出“白头山(即长白山)是我们的领土”的挑衅性标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2008年，这种情况没有得到好转，由于汶川大地震后部分韩国网民的恶意言论，以及韩国SBS电视台偷拍并泄露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彩排等一系列事件，致使中国民众的厌韩情绪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进一步高涨。2010年的一份韩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有6．4%的韩国受访者对中国抱有“亲近感”，而71．6%的韩国人对美国更有亲近感［18］。

　　最近的民意调查报告则显示，在韩国人最不喜欢的国家当中，中国仅次于日本。对近年来中韩两国民间友好度有所下降的情况，应当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一方面，中韩两国民众缺乏充分的沟通和足够的了解。中韩毕竟“四十余载，不相往来”，尽管两国官方关系发展迅速，但是民间的交流和认知是一个长期化的过程，在度过暂时的蜜月期之后，出现某种波动和降温是一种正常现象。另一方面，要注意到导致这一下降趋势的重要原因是韩国民族主义的影响，它的自大性和情绪性“人为”地影响了中韩两国民众的友好度。一部分韩国民众否定、“剽窃”中国文化，极度贬低中国产品并进行情绪性的宣泄，这非常容易招致中国民众的反感和还击。如果不能妥善处理上述问题，难免会陷入恶性循环的境地。社情民意是国家决策的重要基础，民间友好度的下降、不信任感的增强，将会削弱国家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社会基础，进而成为全面推进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障碍。

　　三、应对韩国民族主义影响的对策建议

　　在国与国的交往当中，民族主义是相对的和互为影响的。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韩国经济受到不小的冲击，民族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容易激发和蔓延。如今，在中国国内也存在一定的民族主义倾向。中韩两国民间所表露的情绪性的民族主义倾向，很容易因为一些争议事件和问题而爆发并产生对立状况，从而影响两国外交关系，损害两国利益。抵消这种情绪性的民族主义倾向，应当进一步加强相互交流，加深相互了解，促进相互包容，不断减少彼此之间的隔阂和反感。在消除国内民族主义不利影响的同时，从中韩关系的大局出发，着眼于全面推进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以自信的态度，采取积极的措施，从基本原则———制度框架———人员交往三个层面稳步推进，尽可能地规避和减少韩国民族主义对中韩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冲击。

　　(一)坚持“学术与政治分开，现实与历史分

　　开”的原则，尽量避免刺激韩国的历史悲情主义2007年4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接受韩国联合通讯社、《朝鲜日报》、《东亚日报》、韩国广播公司等19家韩国媒体驻京记者的联合采访，他在谈及高句丽历史问题时表示，“对于民族、疆域变迁史的研究，应该本着学术与政治分开，现实与历史分开的原则，正确对待，妥善处理”［19］。这是中国政府处理中韩历史问题、东亚文化资源问题的一个指导原则，中韩两国应当组织专家学者就有关问题进行共同研究，以求同存异的态度对待有争议的历史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认识韩国民族主义时，不能混淆官方态度和民间话语。比如：韩国媒体在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下时常炒作的所谓“间岛问题”、“长白山(韩国称白头山)问题”，多是一些非政府层面的民间人士、国会议员在鼓噪，韩国政府并未公开表态支持这种行为或者对所谓领土问题持有异议。无论从法律还是外交的层面来看，这都是中朝之间的事情(朝鲜政府没有此种领土异议)，韩国并没有发言权。中韩两国悠久的交往历史是双方友好关系的宝贵财产，要积极支持两国学术机构不断地开展历史文化领域的交流，进一步加强相互理解和尊重。同时，努力防止历史问题现实化、学术问题政治化，以免成为激发民族主义的诱因。另外，充分尊重韩国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以平等国家的理念处理中韩关系，防止将韩国推向大中华“朝贡体系”的历史阴影，刺激其历史悲情主义。防止韩国由于历史阴影，对中国的复兴和崛起产生担忧心理和抗拒行为。国家战略要细化到具体操作层面，应当从细节入手来把握和处理此事。比如：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需要格外注意，对待韩国游客应当有选择地安排旅游目的地。长白山、高句丽遗址等涉及敏感问题的旅游地点，应当慎重选择，以避免刺激韩国人敏感的历史神经。更多地将韩国游客引向中国内地，既能够展示中国悠久博大的历史文化和多民族国家的特点，也能够拓宽和加深韩国人对当代中国的认知。

　　(二)发展中韩关系要进一步加强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

　　进一步加强中韩两国媒体报道和民间团体的规范化建设是当务之急。媒体报道具有引导大众的巨大效用，对民族主义的塑造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作用力。由于部分文化学术问题被政治化，加之文化交流缺乏足够的相互理解，中韩两国媒体在民族主义情绪的鼓噪下进行不当宣传，这极易对中韩关系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中韩两国应当对主流媒体的报道活动进一步的规范化，不断增强媒体报道的信服力和权威性。在敏感问题上，应当杜绝虚假报道，避免片面的具有煽动性的报道，选题要慎重、语言要平和、基调要准确。要通过中韩两国媒体的宣传，不断增进两国民众的文化认同感、亲近感，消除民众误解，加强社会融合。另外，加强中韩两国民间团体的规范化管理。应当取缔从事非法活动的民间团体①，限制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民间团体活动，使民间团体充分发挥促进中韩友好的作用，而不是成为破坏中韩关系的帮凶。另外，中韩之间应当建立突发性事件应急处理机制，以防止突发性事件失控。2008年11月24日，中韩正式开通两国之间的军事热线，以防范海上突发性危机，这对处理中韩民间突发性事件是一个重要启示。中韩两国应当构建一个沟通及时、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最终形成政府主导、媒体配合、有关机构共同参与的应急性事务处理程序。当遇到类似长春亚冬会的突发性事件时，中韩两国政府能够迅速沟通、有效处理，将类似事件的负面影响减小或是降到最低程度。

　　(三)处理中韩双边争端时要树立和引入法制化思维

　　依法治国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治国方针，处理国际事务同样要有法制化思维，即做到有理有据，以制度规范行为，以法律明晰责任，从而减少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空间。中韩两国都是独立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两国之间的大量事务涉及国际法问题，以国际法为基本准绳处理两国争端，无疑更加的冷静和客观，能够有效地避免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譬如2007年的“长春亚冬会事件”，中国奥委会与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一起向韩国代表团提出严正警告，表示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将取消相关人员的参赛资格。在经济方面，我国应当严格依法规范韩国企业界的经营情况，在出现贸易争端时，严格按照WTO规则和中韩之间签署的有关贸易协定处理，在其他方面也是同样如此。

　　以法制化思维处理外交事务，将会使外交手段更有尺度和力度。除国际法以外，国内立法也是一种外交手段，要充分利用国内资源不断服务于国际事务。针对韩国民族主义大肆渲染的“韩国家利益至上”的口号，应当避免中国核心利益受损。通过国内立法，有理、有节地保护民族产业，这符合我国加入WTO时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国家战略内实而外强，内政对外交不仅要“保护”而且要“支撑”。2009年4月10日，中国国土资源部发出公告，决定对钨矿、锑矿和稀土矿实行开采总量控制管理。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当超越行政指令，制定相应的环境保护法案，限制稀有资源的无序出口。此外，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是一种稀缺性资源，调整相应的技术检验法案，就能够灵活掌握市场准入条件。以资源、市场为战略支撑，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外交的运作力度，在处理中韩争端时也能够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四)继续扩大中韩之间人员交流，不断改进和创新交流方式

　　人是情绪的载体也是沟通的主体，人与人之间的互信是国家互信的重要基石。中韩之间人员交流有助于加深彼此了解，避免相互之间的隔阂与误解，进而降低极端民族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几率。建交以来，中韩两国在人文社会领域的交流日趋活跃，交流范围不断扩大，交流成果丰硕喜人。目前，中韩双方已经建立了一百三十多对友好省市关系，每周有超过850个航班往返两国各地；每年中韩之间人员往来从建交之初的几万人次增加到2011年的六百五十多万人次；双方互为重要旅游目的地国和最大留学生来源国，中国已经在韩国开设了17家孔子学院；韩国的文化产品一直热销中国各地，在韩国学习中文的人数不断增加，“汉风”与“韩流”交相辉映。这些有助于进一步加深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从而为不断巩固两国友好关系奠定了重要的民间基础。不过，近年来频繁的人员交流并没有效遏止韩国民族主义的不良影响。因此，应当对中韩之间人员交流方式做出进一步的优化和创新，以期待更好的交流效果。目前，中韩两国互派留学生的门槛偏低，素质参差不齐，交流效果难免大打折扣。此外，交流多重于形式而轻于内容，一些学校收完学费后就疏于管理，包括学习上不严格要求、生活上不注重沟通。中韩两国教育部门应当更加严格地筛选留学生，要求有关院校进一步加强管理。除了更加规范化的教育以外，还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加深相互沟通和彼此了解。比如：把留学生安排在普通市民家中居住，从而让留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对方国家的社会生活。与此同时，要求韩国方面合理地管理和培养中国赴韩国留学生。中韩之间人员交流还存在交流面比较窄的问题。除留学生之外，就是专家学者的学术会议和娱乐明星的商业演出等，而中韩两国普通民众的相互了解不够广泛和深入。因此，要进一步优化中韩之间人员交流的性质，突出两国民间交流的公共性，从而使更多的民众对对方国家形成理性的和深入的认识。

　　(五)合理疏导民众情绪，防止民间情绪的对立及对抗

　　中韩两国政府需要同时扮演好“教育家”的角色，在两国人民的固有认识与应有认识之间发挥沟通桥梁的积极作用。中韩文化交流得益于各种有利因素，并已取得丰硕成果。通过中韩关系的规范化建设与人员交流的合理推动，中韩两国政府需要进一步合理引导民众情绪，使我国民众在了解韩国历史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基础上，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韩国民族主义的根源与诱因，从而理性控制自己的情绪。即使韩国国内一部分人进行歪曲历史和“造史”运动，推出所谓的“研究成果”和作品，中国媒体及公众也应当理性地保持一定的容忍态度。这些观点并不代表韩国政府或大多数韩国人的意见，而且韩国言论出版比较自由甚至可以公开批评总统，因此对个别人的言论可以忽略。随着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会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提升。与之相应，我国国民应当具备一种大国国民的风范。一方面，基于悠久的文化传统，我国国民应当具备一种成熟而厚重的民族心理；另一方面，基于新兴的21世纪大国，我国国民应当拥有一种现代国家的公民精神。当前，我国仍有部分国民以一种历史和文化的优越感来看待韩国国民，这是不应该的。我国政府应当积极引导本国国民以主权观和平等观来看待韩国及其国民，以一种自信的、包容的国家精神来对待韩国及其国民，而这本身就是对公民精神和国家精神的一种塑造与创建。

　　结语

　　目前，中韩关系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既存在重大的机遇，也面临着一些挑战。近年来，中韩关系的健康持续发展，给两国及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和福祉。但是，韩国民族主义的不断突显和发作，给中韩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交往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努力减少韩国民族主义对中韩关系的负面影响及现实冲击，不仅有助于全面推进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根本上也符合中韩两国的核心利益。鉴于民族历史的悲情性、民族心理的自大性、民族性格的情绪性，这些深深影响着当代韩国社会的发展，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和理性处理韩国民族主义对中韩关系的现实影响问题［20］。这需要中韩两国着眼于大局，不断加强两国各领域、各层次的沟通和交往。通过应有的努力，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互信，从而有效弱化韩国民族主义对中韩关系的消极影响。中韩两国应当充分利用地缘优势、经济互补优势和传统文化相近优势，不断加强经济交往与人文交流，努力积淀和培育两国民众的友好感情，规避和减少韩国国内反华、排华情绪的出现。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中韩两国加强交流、深化合作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21］。努力消除民族主义对中韩关系的负面影响，实现中韩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这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做出精心的设计，付出巨大的努力，如此才能最终取得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