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安倍晋三两次执政中一脉相承的右倾言论，都可从其成长轨迹及其智囊、亲信和幕僚身上找到印记。因此，与其归因于为了迎合右翼势力、以争取选票稳固政权等“功利性”考量，不如说这些皆来自于其“功能性”体质，即先天的“基因血液”的遗传和后天的“肌肉体格”的锤炼造就了其根深蒂固的极端民族主义信念。

　　关键词：安倍晋三；中国观；保守主义；民族主义

　　２００６年９月，５２岁的安倍晋三成为首位二战后出生的日本首相。上任伊始，他为了修复因前任（小泉纯一郎）持续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而陷入低谷的中日关系，出人意料地将出访首站定为北京，“闪电访华”并提出建立中日间的战略互惠关系，而且直到他一年后辞职都做到了未去参拜靖国神社。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安倍再次登上了首相的宝座，成为战后日本首相里继吉田茂之后的第二位“梅开二度”者。此次上任前，他一直公开表达上一届任内未能参拜靖国神社的后悔和遗憾，上任之后则一边口头上表达愿推进中日两国首脑会谈、希望中日关系得到改善，一边在与中国的钓鱼岛纷争中和靖国神社问题上态度强硬，表示绝不会退让。同时他又积极推行“价值观外交”，遍访中国周边各国，企图实现其围堵遏制中国的战略，实质上造成了中日关系陷入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谷现实。前后两次执政，第一次是当选后的积极外交与竞选时的鹰派保守言论判若两人，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的外交活动得到了国内外的正面评价；第二次则是通过强势的外交姿态毫不掩饰地将其右倾、保守色彩展露无遗，使恶化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直接跌入了最低谷。究竟安倍晋三抱有怎样的中国观？是今昔大不同，还是其对华政策理念原本就一脉相承？他一直被人诟病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历史观又如何？本文将主要从其智囊团和亲信阁僚的角度来剖析和展现其原貌。

　　一、安倍的中国观和历史观

　　靖国神社、慰安妇、历史教科书、南京大屠杀、钓鱼岛以及修改和平宪法等问题的实质都是不能正视日本侵略亚洲的历史、妄图否认战后国际秩序、摆脱日本战败国地位的历史认识问题，这其中不可避免地重叠着中国观和历史观的内容。

　　（一）“对话与压力”为其主要思路

　　安倍在《走向美丽国家》一书中，就双边关系专设一章进行论述的，除了日美同盟就是中日关系，可见中国在其外交思想中所占的地位。他在书中表示，“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对于日本来说，无论从经济上还是在安全保障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显然对日本经济的增长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却又主张“有必要尽快在两国之间建立政经分离的原则”，不应该“为达成政治目的而利用经济”。还暗指中国在导入市场经济之后失去公平结果，不得不将经济增长和反日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引领国民的精神支柱（安倍晋三，２００６：１４９－１５３）。第二次上任之后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则更加直截了当，指责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其实等同于反日教育，中国政府制造与日本等国的领土冲突借此获得国内支持，是政治需要。安倍惯用的这些软硬兼施的手段其实都是安倍的人生哲学“对话与压力”（安倍晋三，２００６：５９）在外交方面的具体体现。以前在处理“朝鲜绑架日本人质事件”时通过经济制裁来强势施压便是如此，如今无论是中日岛争中的叫嚣“决不退让”和极力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还是频频对中国周围国家示好访问、借此向中国施压的围堵战略，也都是相同手法。无外乎都是想通过施加压力的手段使自己在以后的对话中占据有利形势。

　　（二）焦虑之中尽显矛盾

　　进入２１世纪之后，中日在国力对比上的转换趋势令日本十分急躁。日本一直把东亚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可是近来中国的发展被认为是打乱了其战略构想。正处于战略急躁期的日本希望在中国完全崛起之前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如一位日本国会议员所说，日本现在的外交可以叫做“焦虑外交”，或者干脆叫“中国外交”。因为安倍政权几乎所有的外交行动，背后的因素都是中国。“他非常焦虑，因此在外交行动方面也经常失意。”（蒋丰，２０１３）可是焦虑和急躁的状态之下很难不出现逻辑上的缺失，安倍的对中外交思路中就显露出不少矛盾。

　　矛盾之一：日美同盟关系下附属的中日关系。重视压力的安倍认为没有军事力量作为背景，压力就很难生效，所以在现阶段不得不依仗日美军事同盟的情况下，他必须大力强化“日美安保条约”。而美国则将日本视作“重返亚太”的一颗战略棋子，因此保持适当强度的美日同盟符合其国家利益。但同时，安倍不断尝试“自卫队海外派兵协助反恐”，提出“行使集体自卫权”、“修改宪法”、“建立国防军”等目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依靠日本自己的军事力量来使压力生效，他不甘心日本仅做美国的工具，他要把日本变成一个“可以战争”的“正常国家”。于是，急匆匆欲在任期内实现上述宏大理想的安倍必须找到一个让美国认可、让日本国民接受的借口，这就是钓鱼岛。毫无疑问，钓鱼岛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不断在此问题上升温造势、态度强硬，目的就是要借此刺激中国强硬应对，从而制造“中国军事威胁”、“日本安全危机”等论调，日本修宪和建立国防军也就找到了最佳借口。不过，安倍应该思考的是：即使将来日本成功地摆脱美国的控制，但基于东亚地缘政治的影响，日本若想保证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它根本无法回避一个健全的中日关系存在的必要性；而且，成为一个受到亚洲各国尊重的独立自主的国家，比起成为一个“可以战争”的“正常国家”要重要得多。

　　矛盾之二：价值观外交的狭隘。安倍在《走向美丽国家》一书开篇即对用语比较混乱的“自由主义”一词进行了分析，卖弄了一下他给外界印象“理论性强”的一面。但是他所描述的欧美对“自由主义”的不同理解，其实正反映出不同社会背景下所诞生的不同政策、体制之特色和存在的合理性。他反感中国的社会主义也罢，四处出击拉拢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共有”国家的价值观外交也罢，在当下的国际化与多样化之大背景里，他对不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攻击恰恰暴露出自相矛盾之处。也是在这本书中，他暗指中国由于中日两国间存在问题就波及到对方的历史、文化等所有方面，并质问“难道不应该把双方的不同看做一种正常的差异来尊重吗”（安倍晋三，２００６：１５６）？这恰恰是他的这番冠冕堂皇的“尊重差异”论调，被其标榜的“价值观外交”中的否定“异己”价值观所颠覆。原首相鸠山由纪夫针对安倍推行的价值观外交，清醒地指出包围中国的策略“会使得日本更加孤立”，“真正的外交应该是与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寻求友好相处”。可是，鸠山在日本遭到舆论一边倒的批评，他的理论怎么可能被安倍认可，安倍又怎会意识到（或是愿意直面）自己的矛盾之处呢？

　　矛盾之三：历史认识上的安倍色彩和大局意识。战后出生的安倍以及中生代的政客们不能深刻理解战争的悲惨可怕与和平的真谛，而又没有认真地学习历史，于是乎在经营政治的时候为了体现安倍色彩而自作聪明地将历史认识问题作为主打牌，因为这既符合安倍骨子里的民族主义意识，又可以讨巧地在日益保守化的日本社会中得到支持。安倍质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正当性，认为是战胜方强加给日本的断罪行为；主张在国内法中并不存在战犯的概念，所以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内阁成员前往参拜等都属于正当行为；宣称“关于侵略的定义在国际上和学术界都没有定论”，试图否认日本的侵略行为；对代表日本政府在二战历史认识上正式立场的村山谈话与河野谈话不持肯定态度，对日本带给亚洲各国的伤害没有真诚的反省之心；欲修改和平宪法，构建强大军事力量。凡此种种，均是在挑战美国作为二战最大胜利者所制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和二战结果，美国能够对其容忍到何种程度，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将走向何方，历史责任担当与国家利益大局观之间如何做好平衡，这些都决定着安倍政治生命的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