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亚太地区既是21 世纪的希望，也正在成为安全与军事冲突风险增大的区域。面对一系列新生挑战与难题，既有的各种亚太安全机制难以有效应对，构建一个包容、开放、多元、平衡的“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既十分必要，也十分紧迫。该架构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对现有地区安全机制的补充、整合、优化、增效与提升，是一个多层次、多领域的系统与网络，旨在弥补亚太地区现有多边安全机制的缺陷与不足，填补“全覆盖型”地区安全机制的空白。其核心思想是，“太平洋足够宽广”，完全容得下地区所有国家一起共同发展，共享和平。

　　［关键词］跨太平洋 安全机制 安全架构

　　当今时代，从全球层面看，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大国关系正在重新分化组合，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正在发生复杂变化，既有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正在面临重大挑战； 从区域层面看，乌克兰乱局、中东危局与亚太变局使欧洲、中东、亚太三大板块异常活跃，这三大板块彼此相互影响，共同决定着未来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在大转折、大变动时代，亚太地区何去何从不仅攸关本地区人民的福祉，而且影响世界发展方向。太平洋曾被视为和平稳定的区域，亚太更被视为21世纪的希望。但现实情景似乎有悖于人们的期望：亚太日益成为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军事冲突与安全风险的可能性也在增大； 冷战遗迹尚未清理干净，“新冷战”的幽灵又在亚太上空徘徊； 传统安全问题增添新的变数，非传统安全挑战亦十分严峻； 各种安全机制、论坛、架构纷然杂陈，却没有一个能够从整体上应对亚太大变局的顶层安全合作架构。

　　有鉴于此，本课题组尝试在整合和优化既有安全合作机制理念、吸收各国有识之士相关建设性倡议基础上，提出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开放、多元、平衡的“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 Trans － Pacific SecurityCooperation Architecture，TPSCA) ，以此作为新型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轮廓，以顺应亚太安全形势之变，共同维护亚太和平稳定。之所以冠以“跨太”而非“亚太”之名，是因为该区域的两个大国具有双重身份，难以简单以亚太国家加以界定。一个是美国，虽是美洲国家，却也自认为是亚太国家； 一个是地跨欧亚的俄罗斯，虽3 /4 的人口生活在欧洲部分，却因地缘和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等因素而成为亚太一员。太平洋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俄等大国，容得下地区所有国家。构建“跨太平洋安全合作架构”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大任务，更是地区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由于议题宏大，内容复杂，本课题仅是初步思考，旨在抛砖引玉，进一步激发各国政府和有识之士的深入思考和积极行动。

　　一、当前亚太安全形势

　　过去20 多年，亚太地区曾以和平稳定、经济繁荣、区域合作活跃而为世人称羡，21 世纪更被普遍视为“亚太世纪”。然而，进入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亚太形势发展的主旋律似乎骤然从经济合作转向军事安全对抗和地缘政治博弈。其中，中美亚太竞合关系中竞争面更加突出，合作面受到压抑，军事安全冲突面有所抬升； 中日围绕领土主权和历史问题的较量复杂难解，双方擦枪走火的风险增大；美国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升级换代且有走向小多边之势，美并重整一批海外军事基地； 东海南海问题热度不减，朝鲜半岛核、乱阴影依然浓重； 东盟多国面临政治社会转型，街头政治与非传统威胁相互交织；军备竞赛在大国间抬头，在中小国家也不少见。在这种情势下，亚太经济合作势头放缓。“10 + 1”、“10 + 3”、“10 + 6”和中日韩等地区合作机制遭遇瓶颈； 围绕地区经济整合的方向和规则，出现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ＲCEP) 两种构想之争，地区合作主导权争夺加剧； 原有经济合作计划因双边关系紧张而受阻，最典型的是中日金融合作陷入停滞。更令人忧心的是，尽管乌克兰变局、中东乱局此伏彼起，但亚太地区的安全风险与战略博弈并未减弱，其综合性、复杂性、持久性使世界主要力量仍将战略重点聚焦于此。

　　亚太的热、挤、乱有深刻原因。首先，在全球战略格局中，亚太地位凸显，世界权势东移成为不争事实。经济上，亚太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10 年，亚洲占世界经济比重上升到27． 4%，首次超过北美( 25． 8%) 和欧盟( 25． 9%) ，成为全球最大的地区经济板块。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更重，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之地； 政治上，亚太是大国最为集中的区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最集中的地区，也是新兴大国最集中的地区； 军事上，亚洲集中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和核力量，最复杂的军事和国防现代化进程，最主要的热点问题，最多的军事演习，最先进的军备武器，还有最快增速的军事开支。

　　其次，亚太大国之间实力对比发生重要变化。2010 年，中国GDP 总量超过日本，这一变化虽不必然意味着两国综合国力对比全面变化，却是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使得亚洲首次出现“两强并立”局面，由此引发中日两国战略取向、战略心态的微妙变化，日本焦虑感上升，中国自信心增强。与此同时，中美力量对比也发生“部分质变”，两国GDP 之比由2000 年的大约1 /8 跃升到2010 年的1 /2。 加之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加速及科技能力增强，中美关系从一般意义上的“超”“强”关系迅速步入所谓“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范式。中美力量对比的差距从全球意义上看仍很明显，但从亚太地区看则逐渐拉近，从而使得美国将中国视为亚太主要竞争对手。这样，在中日“两强并立”的新格局中，又出现所谓中美日三强复杂互动的新变局，这可谓当前诸多安全争端的深层根源。在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同时，一批中小国家也在崛起，韩国、越南、印尼等国发展前景看好，朝鲜、缅甸等国似在发生某种历史性变迁。

　　再次，大国竞相加大战略投入，亚太成为大国竞逐的重要舞台。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全面实现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多管齐下加大战略投入，努力维护和强化其在亚太的传统优势地位。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战略取向牵一发动全身，牵引各大力量相应作出战略调整。日本安倍政权启动战略外交，虽围绕“地球仪”而变动，但不离亚太这个中心点。如果说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使得太平洋不再“太平”，那么安倍的战略外交则使得东亚局势变得更加躁动不安。与此同时，印度“东进”战略的启动使印度洋与太平洋形成战略链接，所谓“印太战略”应运而生； 俄罗斯“南下”与澳大利亚“北上”，则使得亚太地区大国角色愈益多样复杂。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变得日趋复杂，与上述力量在亚太的博弈有直接关系。

　　中国作为亚太传统大国和新兴崛起大国，其战略动向同样对亚太局势具有重大影响。一些国际舆论将当前亚太局势动荡归咎于中国的“强势外交”，这既流于简单，也不符合事实。客观地说，中国既是影响地区安全形势的重大因素，也受到地区形势发展的深刻影响； 既是自变量，也是因变量。当前涉华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急剧升温，南海问题持续发酵，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龃龉不断，中美战略博弈正酣。凡此看似“中国因素”在决定亚太安全局势走势，细加分析可见其成因纷繁复杂，需要冷静、细致、客观看待。毫无疑问，随着中国加速崛起，地区国家的心态在发生变化。中国周边一些国家一面谋求搭中国发展快车，获取经济实惠，一面对华疑虑与防范加重，借美国之力加大对华战略牵制的心思加重； 一些国家有意渲染中国威胁，为自身战略调整寻找借口，这在美国亚太“再平衡”与日本安倍“战略外交”中体现明显。目前，令人担忧的一个现象是，亚太区内国家对中国亚太战略进取性增强反应过度，而对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之影响评估不足，对日本安倍政权明显右倾化的战略动向更重视不够。

　　在缺乏战略互信的前提下，各国实行更加积极进取的安全战略，很容易陷入安全困境，形成矛盾紧张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一是中美战略对抗风险。亚太是中国崛起的战略依托，也被美国视为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战略基础，对双方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过去几年来，中美两国在这一地区展开激烈博弈，战略互疑显著加深，美国怀疑中国要将美排挤出去，而中国则认为美“再平衡”战略旨在遏制中国。由于双方在这一地区都“输不起”，再加上中美关系被逐步赋予“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战略竞争的色彩，双方的地缘猜忌和竞争难以消除且可能逐步升级，最终甚至可能导致中美之间的全面对抗。鉴于中、美的特殊重要性，中美战略对抗很可能带来整个地区甚至全球性动荡。

　　二是日本战略走向不确定的风险。日本加速军事大国化步伐，战略不确定性上升。日本对安全威胁的关注逐步从朝鲜转向中国，对“周边有事”的界定范围不断扩大，并在本国经济持续不景气的背景下大幅增加军备。日本加速推动修宪和国防军创建、修改《防卫计划大纲》、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增加军费、扩大军事行动规模、出台新防卫计划大纲、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重振军事工业、解禁集体自卫权、进一步扩大自卫队的作用等一系列紧锣密鼓、精心部署的举措，旨在冲破战后束缚，实现所谓“正常国家化”。但由于日本美化侵略战争的右倾化趋势严重，在不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日本发挥更大作用将引起亚洲邻国的担忧，其未来走向成为亚洲安全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三是军备竞赛升级风险。美国核武器现代化、全球即时打击、网络战、反导等能力稳步推进，“空海一体战”、“濒海战斗舰”、巩固和升级军事同盟网络等针对性极强的动作和建设稳步拉开； 日本扩充军备，启动武器联合研发，采购F － 35 战机作为下一代主力战机，建造新型直升机航母，并通过增加军力部署、升级监视系统、举行夺岛演习、制定“武装保卫钓鱼岛”方案等，强化对华军力遏制； 印成功试射首枚洲际弹道导弹“烈火”，与俄、美、法等接连达成军购协议； 南海声索国越、菲军购猛增，大量采购潜艇与战机。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报告，2008 －2012 年全球武器买主前五名均为亚洲国家。各方军事能力的普遍增长以及潜在军备竞赛，不仅无助于地区稳定，反而进一步加剧猜疑和紧张。

　　四是热点问题失控的风险。亚太地区目前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诸如朝鲜半岛南北对峙、中日岛屿争端、中国与东盟诸国的南海争端等，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长期以来，亚太各国对这些争端大多采取搁置争议和管控分歧方式，以确保地区局势总体稳定。在亚太出现历史性变局和各国安全关系日趋紧张、特别是在美国深度介入热点问题或明显“选边站”导致中美安全博弈骤然升温的背景下，传统双边纠纷的多边化趋势日趋突出。无论是东海争端还是南海争端，表面上看仍然是中国与邻国之间的纠纷，但本质已经上升为中美有关地区安全秩序走向的博弈，因而涉及复杂的三方互动。这使得传统安全分歧的管控难度增大，失控风险上升。

　　五是经济引擎熄火的风险。长期以来，亚太地区蓬勃发展的地区经济合作，是推动亚太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的决定性力量，曾被广泛称道的“四小龙”、“四小虎”以及所谓“雁形发展模式”等概念的流行，是亚太地区经济繁荣的极好例证。但当前，安全关系的紧张已经导致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难度明显增大、进程明显减慢。可以想见，如果亚太各国之间的安全关系长期紧张下去，势必进一步影响各国之间的互利合作，从而冲击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鉴于亚太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亚太地区经济的减速很可能引发全球经济的波动甚至衰退。

　　总之，亚太地区已经进入一个几十年未有的大变动时期，一个又热、又挤、又乱的亚太逐步呈现在世人面前。地区国家越来越深地卷入其中，所有问题都相互关联而且有着越来越大的战略重要性，地区安全分歧与争端日益复杂化，各国之间的安全博弈明显缺乏规则和底线。在这种高风险状态下，万一对危机处置失当，将付出高昂安全代价，引发地区动荡，甚至不排除爆发战争冲突的危险。而一个陷入动荡的亚太将使所有国家成为输家，即便美国也难以独善其身。在这一关键历史时刻，各国需要理顺安全关系、重塑地区秩序，避免20 世纪欧洲的战争悲剧在21 世纪的亚太重新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