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硬实力的上升，软实力提升问题日趋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议题，各个领域均从不同角度进行学术聚焦，力图从宏观与微观方面构建中国的软实力体系。这其中，很多研究主张向西方取经，在理论上跟随美国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的研究，在实践上推崇美国软实力发展模式。然而，这种发展方式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可以说，当下还缺乏对此类问题的深入考察与反思。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盲目跟从，不仅无法借鉴西方的有益理论与经验，反而会增加中国软实力建设的风险。因此，对软实力理论进行深入研究，考察软实力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的特殊规律，是我们亟待进行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软实力的理论溯源及其中国移植

　　软实力概念起源于西方，修昔底德最早提出了观念力量的重要性，①而葛兰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思想②。受这两种理念的影响，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领域教授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概念，并将之理论化、系统化，当今学术界普遍将他的软实力理论体系作为软实力的理论起源。

　　（一）软实力的理论溯源———约瑟夫·奈理论体系

　　约瑟夫·奈针对国际关系中最核心的概念“权力”进行反思，批判了传统上认为“权力就是让他人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③的思想。在他看来，权力应该是一“软力量”，是影响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能力。④从他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他倾向于让权力实现从硬向软的转换。在此基础上，他创造了“软权力”（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即我国所翻译的“软实力”）的概念。

　　１．全球权力的新态势

　　约瑟夫·奈以美国为立足点，分析了２１世纪的新国际环境，将当今世界竞争格局设计成为一个三维棋局。在棋局最顶端是军事实力，中间层面是经济实力，最后一层是包括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软实力。他认为军事领域虽然处于顶端，但在当前的国际事务中的效用正在降低。处于中间层面的经济权力虽然在竞争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但经济一体化让各个国家产生紧密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各国都不得不避免经济强势所产生的强硬行为或者态度。第三层面的软实力是一种“无极化”的发展与竞争，任何掌握话语权、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国家或小组织都可以在竞争中一举击败对手。因此在当今权力角逐中，这个层面权力的竞争更为激烈也更为残酷。

　　２．新态势下的权力转化

　　在国际权力的新态势下，约瑟夫·奈认为只有将军事与经济等硬实力资源有效地转化为软实力资源，即实现硬实力向软实力的转变才能在未来更具有竞争力。关于对“软实力”的具体定义与理解，他的思想似乎在不断变化，有时他将“软实力”概括为“影响力”，有时又以“吸引力”解释“软实力”，②还有时将“软实力”称为“同化力”（ｃｏｏｐ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③。不管是哪种定义，都可见出约瑟夫·奈呼吁一种全新的、更为柔和的权力方式。

　　３．转化中的软实力构建

　　在引出了软实力这一概念与议题后，约瑟夫·奈又站在美国发展的角度对构建软实力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软实力包括文化、政治价值观、对外政策三种要素。为了构建软实力，首先就要加强美国文化的同化能力，其次要提升美国政治价值观的认可度，让其政策更具有合法性。同时，还要掌握制度权力，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主导国际规范，并让美国外交更具有“道义性”。约瑟夫·奈认为如果美国成功地通过以上方式加强了自己的吸引力，那么，就会有效降低破坏性冲突的可能性，更可以用“胡萝卜”而非“大棒”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二）软实力理论的中国移植

　　约瑟夫·奈的理论因其适时性与新颖性对中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试图将约瑟夫·奈的理论移植到中国情境中来的学者，整个移植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１．直接移植阶段

　　在软实力研究早期，大多数学者都是直接移植约瑟夫·奈的理论。比如，最早有王沪宁在１９９３年发表的《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一文，文中对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及相关理论进行了介绍。④与此同时，还出现大量学者翻译约瑟夫·奈的《注定领导》（ＢｏｕｎｄｔｏＬｅａｄ，１９９０）、《美国力量的悖论》（ＴｈｅＰａｒａｄｏｘ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ｗｅｒ，２００１）和《软实力：世界政治成功之道》（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Ｔｏ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ｎ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０４）等著作，而相比之下，独立进行针对中国软实力的研究较少。可见，在这个阶段，中国学者以移植为主，研究为辅。

　　２．间接嫁接阶段

　　随着对软实力认识的加深，很多人在思想上认识到了中国软实力独立建设的重要性，但在研究中依旧以约瑟夫·奈的理论为基础与出发点。比如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通过吸引的手段而不是强迫或收买的手段从而达己所愿的能力”，⑤而我国学者的文章，如《从日本社会调查看中国的软实力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⑥、《论我国软实力的整体优化》⑦以及《关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几点思考》①等都以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为研究基点，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嫁接”中国软实力理论。

　　３．隐性影响阶段

　　２００４年中国孔子学院建立之后，在实践过程中，很多学者意识到了中美软实力模式的不同，也开始尝试构建中国思路的软实力理论，但是，很多理论仍然在内容与研究方法上都摆脱不了约瑟夫·奈的思维定势。比如《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内涵、背景和任务》一文，认为软实力的主要任务要从中国文化与外交影响力入手，就是受到了约瑟夫·奈软实力构成三要素理论的影响。《软实力是影响国际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一文，认为软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的一部分，对一国硬实力的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国际关系格局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②这与约瑟夫·奈软实力的外交作用理论相统一。

　　尽管在十年研究中，中国软实力理论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实现了从显性影响到隐形影响的转移，但中国理论界在软实力方面的研究还是有跟从约瑟夫·奈的倾向，最明显的体现在巧实力理论方面。约瑟夫·奈在２００９年提出了“巧实力”概念，中国很多学者立刻发现了这一动向，研究关注点也开始从软实力向巧实力转移。这不得不说中国软实力理论界陷入了一种“跟风”的迷局。

　　二、中国践行西方软实力模式的理论困境与实践障碍

　　这种移植现象在理论建设的初级阶段十分普遍，但是，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实践活动的增加，如果继续在中国背景下践行西方模式必然违背文化传播规律，从而引起理论上的“水土不服”。

　　（一）中国软实力构建的理论困境

　　具体而言，中美软实力逻辑起点、着力点以及价值目标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因此，这也为中国软实力构建带来了巨大的理论困境。

　　１．逻辑起点的模糊性

　　约瑟夫·奈提出理论的年代正值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多极化大发展的时期，美国经济优势与军事优势均呈现下滑趋势，“美国衰退论”迅速盛行。在这种背景下，约瑟夫·奈的理论起点是出于对“美国衰退论”的质疑。他在其著作《注定领导》（ＢｏｕｎｄｔｏＬｅａｄ，

　　１９９０）中，提出了软实力概念，认为这是未来竞争的主要内容，而美国又具有最强大的软实力，这一点就注定了美国世界霸主地位不会动摇。不难看出，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理论仍然是冷战思维的产物，“领导”与“单边”是其软实力理论的潜台词。而中国情景完全相反，软实力明确成为我国党和国家发展战略是最近几年的事情。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０日，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中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在研究世界与中国文化的基础上认为，当今世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需求强劲提升，我国有必要适时将软实力作为重大课题进行研究。如果结合胡锦涛同志提出软实力的历史背景，我们很容易看出中国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我们的理论起点是以软实力为手段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沟通与理解，实现中国人民利益与世界人民利益的统一。

　　２．理论着力点的偏差性

　　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软实力资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政治价值观、文化、对外政策。③三种资源并不是共同推进的，不同国家会根据国情选择着力点。约瑟夫·奈的身份是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部长，也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学派的代表人物。

　　这种特殊的政治身份及理论背景让他期望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解决外交问题。他呼吁美国放下之前的“霸气外交”而是进行“软实力外交”，让其他国家都相信美国是在为自由而战，相信美国的任何外交行动都具有合理合法性。在这种理论基础下，美国力图将其政治制度宣传为最先进、最优秀的政治制度，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人类的灯塔”，具有普世价值。④从中不难发现，美国软实力建构的着力点是政治价值观层面。

　　反观中国，中国软实力的理论基础并非新自由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是我国我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目标与发展规律的把握而非出于领导他人的愿望。因此，我国的软实力发展的着力点在“文化”层面而非“外交”层面。这也是为何我党的十七大以及十八大中所明确提出的概念都是“文化软实力”而非“软实力”。然而，我国理论界却仍然在对该着力点的理解上有偏差，在提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同时却关注外交及政治价值观层面。这显然是没有抓住我国软实力发展的主要矛盾，在没有厘清“软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情况下，误将美国理论着力点作为中国的着力点。

　　３．价值目标的相悖性

　　中国与美国构建软实力的价值目标完全是相悖的理念。美国要达到的目的是“领导”，其软实力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必然是达到约瑟夫·奈所说的“同化”①———使世界文化向着“同质性”方向发展，让普世的文化价值取代文化个性，削弱文化的自主能力，逐步对各种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进行整合，最终形成“全球文化”。②

　　相反，中国一直秉承“和谐共处”的理念，新中国成立以来也一直在做世界文化“异质化”的努力，一方面在不丧失主体性的同时大胆吸收异质文化，实现民族文化的涵化；③另一方面，尊重异质文化的主体性，强调异质文化的民族性与独立发展的价值，主张文化宽容、文化平等，逐步形成多元化发展格局，最终得以实现和谐世界理念。

　　（二）中国理论困境下的实践障碍

　　软实力理论陷入研究困境，必然为我国软实力实践带来发展问题。比如上文所提到的软实力概念问题，当今很多理论仍然采用约瑟夫·奈对软实力的定义———“软实力是通过吸引的手段而不是强迫或收买的手段从而达己所愿的能力”④。这种美国式的单极理念下的定义引起了欧美很多学者与机构对中国的误解，让美国对中国观感持续下降，甚至美国加利福尼亚洲研究中心认为中国软实力发展是现实版的“特洛伊木马”，其目的是为了侵略美国文化及价值观。⑤美国对中国软实力发展的每一步也都极为警惕，一方面，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散布中国威胁论，并严重诋毁中国国家形象；⑥另一方面，在国内宣传中国软实力发展目的是要“统治美国的头脑”，⑦是意图分裂与颠覆美国的行为。甚至美国政府指控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的孔子学院从事间谍活动，认为已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⑧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孔子学院建立之初所具有的良好的发展势头迅速丧失。据调查，２００５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建立之时，美国大众欢迎中国文化的比例是４３％，到２００６年孔子学院建立之后的一年中受欢迎度又上升了９个百分点（达到５１％），然而，在２００７年回跌到４２％，这比孔子学院建立之前还要低一个百分点。

　　由一系列事实可以看出，软实力理论的直接移植为我国实践带来了巨大的障碍。这让我们不得不直面移植现象为我们带来的诘难，也不得不反思约瑟夫·奈理论对我们思维框架的禁锢。

　　三、软实力理论的中国化路径选择

　　为了解决理论与实践上面临的问题，我国首先就要摒弃对西方软实力理论的过分依赖，应努力使其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境遇中展开。我国应提升对软实力发展规律的自觉认知，增强对软实力进行研究的自信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软实力发展的自强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实现理论跨文化流动，实现理论重构与理论创新，最终创造出中国独特的软实力发展模式。

　　（一）提升对软实力规律的自觉认知

　　提升对软实力发展规律的自觉认知，首先需要我们对西方先进的软实力理论采取接纳、理解、借鉴的态度，寻找人类软实力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共性特征。但与此同时，也要对中华民族的理论与文化有自知之明———懂得反思中国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形成过程与发展趋向。①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做好以下三点：

　　１．对中国软实力价值特性的深刻认知

　　根据相对论文化观，每一种文化都是单一的、独特的存在，有其存在的特殊价值与合理性。②所谓“文化的价值”是指社会存在的文化对于社会主体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和作用。这是文化存在的根据，是文化生命力的标志，也是文化传播的前提条件。③我国要建立中国化的软实力理论，首要工作就是深刻认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价值特性，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对中国文化的内部与外部进行双重分析。从文化内部来讲，要自觉认知中国文化的要素、结构与发展的背景及环境，进而加快文化现代化进程并确立中国软实力发展的着力点；从文化外部来讲，在厘清中国文化的风格与类别的基础上，考察其文化传播受力国的发展需要与发展环境，尽量打破中国文化的地域性限制，寻找跨文化传播的最佳方式与最佳内容。

　　２．对中国软实力的发展规律的自觉把握

　　在全球化加速度发展的今天，对软实力发展的诉求并不限于某个国家或者地区，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也都在争取自身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空间。在这共同理想目标的驱使下，各国软实力发展必然存在一些共同特征与规律。约瑟夫·奈就在对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建构了宏观的软实力发展理论。这些理论与经验是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各国软实力发展必然有自己的个性特征，比如与美国软实力模式不同，我国软实力发展是文化主导而非价值观主导的发展模式，过程中要求内外兼修，与受力国保持双向输出的关系，并且强调文化的多元发展与异质化趋势。这些都是我国独有的发展模式，这些规律也只能由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摸索。

　　３．对中国软实力建设责任意识的主动提升

　　对软实力规律的自觉认知还体现在对软实力建设的责任意识方面。历史证明，主动构建软实力，力图复兴本国文化的民族更有可能自觉地、不断地认识、反思、总结自己的民族文化。中国历史上几次文化大发展都正值软实力蓬勃期。比如战国时期，每一种学说都力图发展自己的思想领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一方面完善自身理论，另一方面著书讲学对外推广，最终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当前，对软实力责任的担当也是如此。唯有以主动、积极的心态去促进中国软实力建设，以坚定的决心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才能够有效提升我们对软实力规律的自觉认识，逐步探索中国化软实力发展道路。

　　（二）增强对软实力研究的自信建设

　　当前，理论界对软实力认识的怪相之一，就是认为软实力是西方理论，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要向西方学习与借鉴，似乎中国在引入约瑟夫·奈理论之前丝毫不存在软实力的思想。实际上，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仅有深刻的软实力理论，也有相当成功的软实力实践经验。这些都应当成为我们进行独立化研究的文化根基，为我们带来研究自信。

　　１．儒家文化软实力思想———传统理论根基

　　中国自古就有重视软实力的传统，诸如我国传统文化在统治方法上一直强调“以德服人”；在解决冲突时注重“攻心为上”，并认为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这些都是强调对他人的影响作用，并强调双方的沟通与理解。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呼吁放弃霸权，戒除以武力强压他人的方式。我国古代思想中甚至对软实力概念也有独特见解，如孔子所说：“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有礼，有耻且格。”④（《论语·为政》）这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念不谋而合。正是因为对软实力的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影响到日本、韩国在内的多个东亚国家，形成了与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并列的第三大文化圈———儒家文化圈。

　　２．马克思主义软实力思想———现代理论根基

　　除了传统软实力理论，指导我国近代革命胜利及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不乏对软实力理念的深刻阐释。马克思所处的历史环境让他更关注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社会矛盾的剖析，但他对“文化的力量”并不是忽视的。他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的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⑤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文化话语权的强调。而在此基础上，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强调文化作用，比如卢卡奇高度强调阶级意识，葛兰西致力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毛泽东更进一步的提出“世界文化”的思想：“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①

　　这些理论都是我国软实力思想的精华，而在现实中，这些理论却远远没有被充分开发出来。在软实力理论与实践进入瓶颈的今天，我国应该实现“由西向东”的转移，在对这些理论与经验进行深入的挖掘的基础上，树立我们软实力建设的自信心，进而积极探寻中国模式的软实力自强道路。

　　（三）实现软实力发展的自强道路

　　提升软实力规律的自觉认知，增强软实力研究的自信建设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我国软实力发展的自强道路。这也正是党中央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的深意所在。要实现这个伟大的战略目标就需要我国通过自我努力，以积极的心态凝聚自身的核心价值观，最终提升民族文化的竞争力。这个实践过程又可以划分为三个具体目标：

　　１．凝聚力的增强

　　凝聚力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某种文化体系对其文化共同体成员所形成的统摄力、吸引力、感召力。这种力量促使文化共同体成员紧密地团结起来，自觉维护其文化共同体的利益。②这种凝聚力是软实力自强道路建设的基本保障，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多民族国家而言，更需要提升共同的文化认同感，并以此维持文化共同体的团结。

　　２．影响力的扩大

　　凝聚力是内部力量的积聚，而影响力是自身力量向外部的辐射与扩散。软实力是一种非权力性影响力，要求主体通过自身的感召力引起其他人在思维、情感、行为方式等方面的趋同。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必需突出自身的民族特点并依靠自身力量不断加强中国文化的吸附力与渗透力，逐步扩大中国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话语权，进而增强其他国家与中国合作共赢的主动性，最终实现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３．创新力的提高

　　创新力是不断促进系统开放，加快吐故纳新，实现自我超越的能力。历史证明，因循守旧的民族无法与世界文化形成良好的互动，更不能为世界文化增添新鲜元素。正如马克思晚年研究中国封建文化时曾说道：“中国不管时事怎样变迁，还是处于停滞状态，它受人藐视并排斥于系统之外。”③从这段话语中可以看出，民族创新力是联系世界，增强影响力的关键所在。尤其是在当今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中国必须意识到只有加快系统更新速度，引领创新发展，才能为软实力自强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总之，将文化强国定位为战略目标，将软实力发展定义为发展方式，是我党对当今世界新型竞争特点的自觉体认，也是对中国复兴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但是对于这一理论创新，我们不能盲目借鉴西方经验与理论，而是应该将其置于中国视角下进行解读与构建，并推动中国化软实力理论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在实践中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