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２０１３年显现一定程度的“失速”，主要原因包括奥巴马政府外交受内政因素牵制程度增大，中东问题在美外交议程中的优先性有所回升等。虽然这些限制性因素在未来若干年仍将持续，但不应忽视奥巴马政府落实亚太再平衡战略展现出的务实聚焦、深耕细作等特点，不应低估美国加大对亚太地区政策资源投入、重塑和巩固其对地区事务主导权的决心。中国需认清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力避负担、总体求稳”的特点，以及美国在政策资源、信誉度、管理盟友体系等方面存在的限制，抓住时机，主动作为，积极促进中美在亚太互动关系的良性调整。

　　关键词：美国外交；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中美关系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奥巴马因预算和债务上限危机取消访问亚洲并参加ＡＰＥＣ会议和东亚峰会之行，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失速”的集中表现，日本等国还出现奥巴马政府开始“轻视亚洲”的论调。〔１〕本文认为，一方面，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首个年头，美国亚太政策相对其第一任期而言的确显露一定程度的“失速”，其所面临的大部分限制性因素也将持续。另一方面，不应忽视奥巴马政府落实亚太再平衡战略展现出的“务实聚焦”、“深耕细作”等新特点，不应低估美国加大对亚太地区政策资源投入、重塑和巩固其对地区事务主导权的决心，应筹谋应对美国针对中国周边外交新战略的反弹和反制。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缘何“失速”

　　２０１３年是奥巴马连任就职后的第一年。一年来，美国全球战略态势出现不少值得关注的变化，其中包括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失速”，即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阻碍更加明显，其推进该战略的高调程度和强度与第一任期时相比有所弱化。这种状况主要基于以下四方面原因：

　　首先，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受内政因素的牵制程度进一步上升。社会民意分化、两党政治“极化”等现象未能缓解，特别是受到２０１４年国会中期选举影响，党争更趋激烈，茶党等共和党内部强硬派势力不惜以美国国债违约为代价欲迫使奥巴马政府在医改法案等方面作出让步。奥巴马被认为提前进入“跛脚鸭”困境，其希望留下政治遗产的急迫性上升，但在医保、移民、控枪、税改等国内政策议题上获得突破的政治资本却很有限，甚而也难以为推进“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ＴＰＰ）谈判而得到国会“贸易促进授权”（ＴＰＡ）。〔２〕与此同时，从２０１３年年初开始，波士顿爆炸案、国税局丑闻、斯诺登案、部分联邦政府部门“停摆”等国内事件对奥巴马处理外交事务形成不小干扰。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经济仍未完全走出困境、国内政治显现“机能失调”（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的情况下，美国民众的“战争疲惫症”和“内倾化”心态加剧。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２０１３年年底所做调查显示，３８％的美国人想要从国际事务中抽身，为１９４７年以来的最高水平。〔３〕

　　其次，中东问题在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议程中的优先性有所提升，其“西稳东进”的努力面临左支右绌的困扰。２０１３年９月，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其将在余下任期中努力推动解决叙利亚内战、伊朗核问题，并为巴以关系缓和寻求新突破。与之相对，亚洲在这篇演说中仅作为阿拉伯世界实现经济发展的榜样被提及一次。此外，新任国务卿克里明显对中东地区事务更感兴趣，他就任后已八访该地区，大力推动巴以签署框架性和平协议，落实与伊朗缓和关系的政策路线，给外界留下美国政府正“重返中东”的印象。〔４〕奥巴马政府在中东地区倾向于谨慎使用武力，先是为对叙利亚动武划出红线，后来则向美国国会寻求授权，并最终同意俄罗斯提出的“化武换和平”方案。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特别是其对伊朗实施有限缓和的做法引起沙特、卡塔尔、以色列等地区盟友的极大不满，它们认为奥巴马优柔寡断、逃避责任，美国的不作为加剧了中东地区动荡，美国在盟友中的信誉度下降，“从背后领导”被认为是缺乏领导力的表现。〔５〕由此看，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受到新的冲击，短期内难以实现在该地区的战略收缩，“西稳”仍会牵扯其精力和资源，影响其实施战略东进的努力。

　　第三，受削减政府开支和军事预算等因素影响，美国政府对亚太地区的资源投入有限。２０１３ 年美国ＧＤＰ为１６．７万亿美元，但其国家债务已升至１７万亿美元。由于２０１２年国会跨党派委员会未能就预算平衡达成协议，２０１３年３月自动减赤机制启动，至当年１０月已削减１０９０亿美元。２０１４年１月起，将继续削减９００亿美元开支。美国国务院督查办公室２０１３年９月发布专项评估报告称，实施亚太再平衡所需要的财政和人力资源投入不足，如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用于援助亚太国家的资金比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间减少１９％。〔６〕据估算，美国国防预算２０１３财年削减３７０亿美元，２０１４财年则可能减少５２０亿美元，在今后１０年会比２０１２年下降约２０％。国防部副部长卡特、美国陆军作战部长麦克休、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等高官警告说，这将影响美军对新型武器的采购和相关军事部署，美军设施的维修、基地运营和训练规模将明显缩水。２０１４年财年，美国空军将被迫缩短１５％飞行时间，今后５年空军将裁员２．５万人，占总人数４％。目前美国海军拥有以１１艘核动力航母为核心的２８０多艘舰船，到２０２０年将减至２５５—２６０艘，海军还不得不推迟由Ｐ－８Ａ反潜巡逻机替代Ｐ－３Ｃ等装备更新进程。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波拉克、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克罗宁等认为，更加强大的海军力量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必须确保自动减赤机制导致的军费削减不损害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备战程度和能力。〔７〕

　　第四，地区盟友和安全伙伴的自身因素特别是日韩关系紧张对美国落实亚太战略构成一定阻碍。将美日、美韩同盟打造为更具“互操作性”的美日韩三边同盟本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一环。虽然在过去几年美日、美韩双边同盟都有所深化，但由于日本安倍政府的严重右倾化，韩日外交关系与军事安全合作受到极大影响，美国企业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奥斯林甚至认为，华盛顿无法调和日韩矛盾使外界感到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和行动效果都在弱化。〔８〕此外，美国正与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就驻军问题或其他军事合作事项进行谈判，以完善“前沿部署”，但这有可能触及对象国主权等政治敏感问题，从而引发相关国家民众和政治组织的不满。针对美军重新轮换进驻菲律宾和共用菲军事设施，有国会议员等反对者表示，此举将使美国加大对菲律宾安全事务的干预，并使菲中关系陷入更大紧张。〔９〕前国务院官员、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研究项目副主任拉特纳认为，美国正谋求在亚洲更加分散地部署军力，增强盟友和伙伴的军事能力，但如果不顾“政治上的可持续性”（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而盲目推进只会让美国付出巨大代价。〔１０〕再者，印度被美国视为“天然盟友”，但２０１３年印美关系也风波不断，印度反对党人民党很可能在２０１４年大选中获胜掌权，美国曾以人权纪录不佳为由拒绝向该党领导人发放签证，且人民党民族主义色彩更浓。美国前副国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等认为美印关系将更趋复杂化，美国对印政策应避免“理想主义”色彩。〔１１〕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走向

　　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现“失速”现象相对，２０１３年，中国在亚太地区提出一系列重大政策倡议，积极与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统筹经营大周边战略的能动性显著提升。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将中国与中亚地区更紧密联接并辐射西亚、中东欧，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关系的升级深化指出方向。李克强总理访问南亚国家时提出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构想则针对中国加大面向西南（印度洋）方向的开放合作。在钓鱼岛争端等热点问题上，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以体现坚定维护主权决心，遏制日方采取升级行动图谋。〔１２〕在南海问题上，推动“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与越南、文莱等国就海上共同开发达成一定共识。

　　在此背景下，美国亚太政策的“失速”被有意解读为面对“强势”中国的退让，美国国内出现对中国进行必要反制的声音。从智库层面看，针对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美国战略界人士普遍反应较为强烈，认为此举既是对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反应，也是对美国战略底线的试探。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东西方中心资深研究员丹尼·罗伊等称，中国２０１３年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的新行动表明北京欲在亚太海域建立势力范围，这为美国提供了调动以美为核心的亚太同盟积极性的机会，是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盟友和安全伙伴快速增强海洋能力的驱动因素。〔１３〕新美国安全中心学者拉特纳则提出，要防止中国将在黄岩岛问题上的“胁迫”外交上升为一种应对主权领土争端的外交新模式———以海上战术性对峙和经济胁迫等方式向美国盟友施压、对东盟等地区组织采取“分而治之”策略、增加美国干预成本以使美国“按兵不动”。就应对之策，拉特纳提出，美国首先应帮助有关国家提高应对中国海洋胁迫的能力，重点是增强其海上执法力量、促进监视和情报共享，还要帮助这些国家发展“非对称战争”能力。其次，美国需以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新加坡、韩国和越南为重点开展多边外交，建立一个日益网络化的安全环境，限制中国孤立某个国家的做法。第三，美国应支持东盟和东亚峰会等以东盟为核心的地区组织，支持各国尊重国际法，提出新的海上安全倡议。〔１４〕

　　从政府层面看，为消解外界关于美国“轻视亚洲”的论调，奥巴马政府派出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克里、国防部长哈格尔、商务部长普里茨克、贸易代表弗罗曼等高官访问亚洲，其中克里和哈格尔均访问四次。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发表《亚洲再平衡是一项长期方略》称，２０１３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成就不应被低估，克里就任国务卿后“始终将落实奥巴马提出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作为一项明确的首要任务”，“再平衡战略依然是在总统主导下的一项团队努力”。针对亚太地区国家对美国政策信誉度和持续性的质疑，拉塞尔强调，“美国正在全面利用相辅相成的政治、外交和经济手段在亚太地区推进我们的价值观和各种利益”，２０１４年美国蓄势待发，将在亚太地区与各国展开密集接触并加大投入。〔１５〕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乔治城大学发表演讲，全面阐明未来三年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强调无论世界其他地区出现多少热点，美国都将“继续深化对（亚洲）这一至关重要地区的持久承诺”。赖斯表示，美国亚太政策的长期目标是“建立更加稳定的安全环境，开放和透明的经济环境，尊重所有人普世权利和自由的、公正的政治环境”，她坦承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连续几任总统的努力。与奥巴马第一任期时的高层表态和２０１３年３月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伦在“亚洲协会”的演讲相比，赖斯的调门有所降低，更加突出“可实现的目标”。

　　未来三年，在安全领域，美国将继续更新和扩展其在亚太的盟友和安全伙伴体系，使美军力配置“地理上分散、行动上有韧性、政治上可持续”。〔１６〕美日同盟在２０１４年将完成双边防卫合作指针１５年来的首次重要修订，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将成为美国在该地区发展区域安全合作关系的重要杠杆，“在一个财政拮据的时代，美国政策制定者应寻求机会与极有能力的盟友和既有伙伴进行更为紧密的合作。”美军将在２０２０年之前将６０％的海军军力部署在太平洋地区，太平洋司令部将获得最先进的武器和军事能力，导弹防御、海洋、太空和网络安全成为美国与地区盟友、安全伙伴之间新的合作重点，共享军事基础设施、联合多边训练、技术与情报分享等成为主要合作方式。海上安全是美国核心关切所在，也是其在未来三年最容易利用的地区安全议题。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克里访问菲律宾、越南时承诺向东南亚国家提供约８０００万美元的特别援助，专门用于提升这些国家维护海洋安全能力。〔１７〕此外，美国还力促日本在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希望由日本向有关国家提供海上安全装备、设立面向地区国家的海上安全能力培训基地等。

　　为促进该地区“安全关系网络的多元化”，美国将继续强化三边和多边协作，其基点是利用“亚洲内部不断扩展的双边安全关系”，经营该地区正处于演变之中的“安全关系网络”并着力“将传统盟友与新兴伙伴连接起来”。过去十多年来，亚洲内部的安全合作持续发展，包括国防高级官员互访、双边安全协定、联合行动和军事演习、军售和军事教育项目等，美国认为自身可以成为这种新的安全关系网络的主要受益者。然而，亚洲内部的双边安全关系既对胁迫和侵略形成更强有力的威慑，但也可能会削弱美中合作的程度。因此，美国需要通过更大程度地发挥主动性作用（但要避免过度领导），既防止有关国家误解美国的亚洲政策是为了遏制中国，也着眼于应对“日益复杂的区域安全环境”，使亚洲内部安全关系带来的战略收益最大化。此外，对于发展与缅甸、越南等重要地区支点国家的安全关系，美国欲使日本、印度等既有盟友和伙伴发挥“桥梁性作用”。〔１８〕

　　美国在经济领域的重要目标则包括：尽力在２０１４年完成ＴＰＰ谈判并获得国会批准，１２个ＴＰＰ谈判成员国占全球贸易的４０％以上，美国希望ＴＰＰ能为未来贸易协定设立国际标准；大幅增加出口，助推美国企业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的和强有力的商业关系；与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为寻求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而展开紧密合作，发展清洁能源、应对气候变化、鼓励双向投资等将成为重点合作领域。此外，美国仍将继续在亚太实施“民主推广”，缅甸的民主转型被认为是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亚太政策取得的重要成就，未来三年美国将着重“帮助缅甸健全选举机制”，参与缅甸民族冲突解决进程，使“缅甸重新确立其区域领导者地位”。美国还将加大对柬埔寨、斐济等国民主化进程的支持。与此同时，美国会更加注重将发展作为亚太政策手段之一，通过“经济增长伙伴合作关系”、“平等未来伙伴关系”等计划，帮助菲律宾、印尼、孟加拉等国改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降低贫困率和失业率，应对资源环境保护、青少年教育、性别平等、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挑战。〔１９〕

　　三、关于中国应对思路的几点思考

　　首先，要在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大框架下深入认识美亚太政策的变化，为防范国家实力或将回升的美国再度“用强”做好准备。近年来，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可以说进入“韬光养晦”阶段：对内固本强基、积极恢复实力；对外谨慎用强、力图低成本维霸，美国对外政策展现出“力避负担、总体求稳”的特征。这一战略态势在２０１３年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数年之后，中国会不会遭遇一个在金融危机后由弱转强的美国，一个拥有“战略新优势”的美国，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美国失业率已从２００９年的１０％降至７％，经济稳步复苏势头明显，“能源革命”正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和石油生产国，也带动其制造业迎来复兴。在预算受限的情况下，美国力推新军事变革，给军队“瘦身增效”，大力发展下一代新型武器，构建联合作战力量，积极谋取军力新优势。〔２０〕未来在国家实力有所恢复的情况下，美国料将显露对外用强的冲动。特别是，如２０１４年后美国在缓和与伊朗关系方面实现新突破，奥巴马政府将会拥有更多资源、更大空间继续推进向亚太地区的再平衡。

　　其次，准确把握美亚太外交“维霸”与“求稳”并存的复杂心态，避免美国选择对华“硬碰硬”的政策路径。美国对中国军力和战略威慑力提升的担忧在近年有所上升，同时也对我积极调整周边外交、加大经营周边的力度抱有更多疑虑。但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外交力图“求稳”的态势也比较明显。在中日关系方面，美方对安倍政权的冒险主义倾向已开始有所警惕，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公开表示“失望”，其反应强度超出日本预计。对于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美国虽不承认、不接受，但并未顺从日本需要发表要求中国撤回防空识别区的联合声明，表明其担心被绑上日本战车。但在２０１４年美国内中期选举政治氛围影响之下，不排除奥巴马政府在部分涉美利益问题上对华摆出“硬碰硬”姿态。２０１４年，国际海洋法法庭或将对菲律宾单方提出的南海争端问题作出仲裁，拉特纳等人建议，应在裁决作出之前联合澳大利亚、欧盟、印尼、印度、新加坡等国共同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尊重仲裁结果。拉特纳称，大多数美国决策者尚未意识到，美国实际上有很大空间与中国“硬碰硬”，如果中国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走向长期化，美国应增加中国实施这种政策取向的成本，具体手段包括扩大同盟条约或安全关系协定适用范畴、加大对有关国家的军备供应、改变在部分主权争端问题上的中立立场、向愿意参加国际仲裁的国家提供法律援助以及将中国海上执法人员视为海军战斗人员。〔２１〕

　　第三，利用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内在矛盾和结构性限制，善于以“挂钩”方式争取美国对中国采取合作性态度。受国内党争激烈化、财政危机、国家安全团队内部分歧、民众孤立主义情绪增强等因素影响，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较难恢复到奥巴马第一任期的那种“强势”状态，这是中美加强亚太事务协调的客观有利条件。〔２２〕美国希望在亚太打造军事安全合作网络，由于其地区盟友和伙伴能力与意愿多有差异，这便意味着美国亚太安全链条中实际上存在易破碎环节，而且美国与相关地区国家处理因军事安全合作产生的政治关系问题的难度也在凸显，这反映出美国和亚太地区国家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牵制与反牵制”的深刻矛盾。此外，美国亚太政策中存在的另一大突出矛盾是，其既要强化以应对中国为主要目标之一的美日、美澳等双边同盟，又试图在解决朝鲜核问题，压制金正恩政权“好斗”倾向方面获取中国更大支持。２０１３年中美就应对朝核问题、缓解半岛局势紧张明显加大了政策协调，２０１４年朝鲜有可能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半岛局势势将随之陷入更大紧张。中国应将中美能否在朝核问题上延续合作更明确地与美国管制日本、改变以强化“辐辏”同盟维护绝对安全的僵化思维等“挂钩”。美国《亚洲观察》主编、加州大学教授梅尔·格托夫建议，中美应牵头建立新的东北亚安全对话机制，并以此为起点逐渐形成解决区域安全问题的永久性制度。〔２３〕

　　第四，更加主动、务实、有效地参与和引导地区合作，使营造新型周边关系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相互促进。主观上，中国推进周边外交实现转型发展的能动性在增强；从客观环境看，地区经济一体化、区域合作机制建设、区域内合作的非正式网络等都在孕育着重要机遇。２０１４年是中国落实在２０１３年提出的地区合作倡议的开局之年，意义十分重大。首先，“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加大向西开放的政策构想引起美国智库的普遍关注，认为这一构想对于稳定２０１４年美军撤离后的阿富汗和中亚地区形势有积极影响，也为中美两国在该地区以应对阿富汗问题为基础进一步延伸合作提供了机遇，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应重视西亚地区，而不是简单地从西亚转向东亚，要更加深入把握和利用亚洲内部日益扩展的经贸联系。〔２４〕其次，中国推动地区合作特别是地区安全合作，要在“双边”和“多边”策略上做必要调整。一方面，应更加重视以双边关系为抓手、为杠杆，防止中缅、中柬、中巴等传统重要双边关系受损，也要着力培育和印尼、韩国、澳大利亚的新型双边关系，避免多边外交的“空心化”；另一方面，应善于在多边场合利用“中美协调”和“中美接近”态势，对日本、菲律宾等国采取“延伸性压制”，更加积极地回应地区多数国家和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地区组织对海上安全、反恐、救灾、维和等议题的关切。最后，要设法降低地区安全问题与中美关系的“粘连性”，领土争端等地区安全问题常被归结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这导致双方在应对上的政策空间收窄。中国可考虑适当提升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机制的层级，向美方提议如何共同约束和引导地区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

　　总之，为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中国需要更大的战略自信、战略克制和战略韧性，需要更清晰的利益界定、更精细的政策规划、更集中的资源利用以及更灵巧的策略运筹。中国应以更具复杂性的政策思维和分析框架评判美国亚太政策，不能将中美在亚太的互动简单归结为“遏制”与“反遏制”，需认清奥巴马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力避负担、总体求稳”的特点，以及美国在政策资源、信誉度、管理盟友体系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限制，抓住时机，主动作为，在未来三年积极促进中美在亚太关系的良性调整。

　　实际上，与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相比，中国面临的更严峻挑战在于，亚太地区国家在美国“重返亚太”的促动下正实施各自版本的再平衡战略，未来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复杂性或将远超既有估计。〔２５〕应当看到，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文化自信、军力日增的“强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对亚太地区国家的政策心理带来冲击。特别是，很多国家担心对中国经济上过度依赖会最终危及其国家安全，应对“强中国”成为这些国家的“准共识”，并催生“准结盟”和“制华统一战线”的形成。〔２６〕在此背景下，中国应深刻理解大多数地区国家对“战略自主性”的内在追求，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塑造新型周边关系统筹推进，更加主动地引导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向着对中国总体有利的新均衡演进。

　　［注释］

　　〔１〕Ｓｔｅｖｅｎ　Ｍｅｔｚ，“Ａ　Ｕ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ｉｖｏｔ　ｔｏ　Ｎｏｗｈｅｒｅ，”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Ｒｅｖｉｅｗ，Ｏｃｔｏｂｅｒ　９，２０１３．

　　〔２〕Ｊａｍ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Ｏｂａｍａｓ　ｂｉｄ　ｆｏｒ　Ｆａｓｔ－Ｔｒａｃｋ　Ｔｒａｄ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Ｒｕｎｓ　ｉｎｔｏ　Ｔｒｏｕｂｌ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４，２０１３．

　　〔３〕Ｅｌｙ　Ｒａｔｎ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Ｗｒｉｇｈ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ｎｏｔ　ｉ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ｉ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２０１３．

　　〔４〕Ｎｉｋｏｌａｓ　Ｇｖｏｓｄｅｖ，“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Ｐｒｉｓｍ：Ａｓｉａ　Ｐｉｖｏｔ　ｔｏ　Ｓｕｆｆｅｒ　ａｓＯｂａｍａ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Ｒｅｖｉｅｗ，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７，２０１３．对奥巴马第二任期国务院、国防部等机构人事安排变化的分析，见Ｓａｂｒｉｎａ　Ｔｓａｉ，“Ｏｂａｍａ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ｅ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２０４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５〕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ｏｒａｎ，“Ｉｓ　Ｏｂａｍａ　ｌｉｋｅ　Ｉｋｅ？”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２０１３．

　　〔６〕“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ｏｉｇ．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１４５１５．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

　　〔７〕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Ｄ．Ｐｏｌ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Ａ．Ｂａｄｅｒ，“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Ｍｅｍｏ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３，２０１４；Ｇｕｙ　Ｔａｙｌｏｒ，“Ｕ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ａｙｓ　ｔｏｐ　ａｄｍｉｒａｌ，”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Ｔｉｍｅｓ，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６，２０１４．

　　〔８〕Ｖｉｃｔｏｒ　Ｃｈａ　ａｎｄ　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ｈｏｆｆ，“Ｅｎｄｉｎｇ　ａ　Ｆｅｕ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ｌｌｉｅｓ，”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４，２０１３；Ｒｏｂｅｒｔ　Ｅ．Ｋｅｌｌｙ，“ＵＳ－Ｊａｐａ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Ｓｐａｒｋｓ　Ｋｏｒｅａｎ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Ｄｅｂａｔｅ，”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１，２０１３；Ｇｅｏｒｇｅ　Ｎｉｓｈｉｙａｍａ，“Ａｂｅｓ　Ｓｔｙｌ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Ｕ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ｌｅｍｍａ，”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８　２０１３；Ｓｈｉｍ　Ｊａｅ　Ｈｏｏｎ，“ＵＳ－Ｊａｐａ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ｃｃｏｒｄ　Ｕｐｓｅｔｓ　Ｓｅｏｕｌ，”Ｙａｌｅ　Ｇｌｏｂａｌ，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０，２０１３．

　　〔９〕Ｃｒｉｓ　Ｌａｒａｎｏ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ｉｎｅ　Ｃｕｎｅｔａ，“Ｕ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Ｓｅｅｋ　ｔｏＢｏｌｓｔｅｒ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Ｔｉｅｓ，”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ｕｇｕｓｔ　１４，２０１３；“Ｐｅｎｔａｇｏｎ　Ｕｒｇｅ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ｔｏ　Ａｌｌｏｗ　ＵＳ　Ｔｒｏｏｐ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ｕｇｕｓｔ　３０，２０１３．

　　〔１０〕Ｅｌｙ　Ｒａｔｎｅｒ，“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Ｐｏｗｅ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

　　〔１１〕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Ｂｕｒｎｓ，“Ｏｂａｍａｓ　２０１４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Ｔｈｅ　Ｂｏｓｔｏｎ　Ｇｌｏｂｅ，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２０１４，关于美印防务合作进展缓慢的分析，见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ａｌｌｏｒａｎ，“Ｆｒｉｅｎｄｓ　ｏｒ　Ａｌｌｉｅｓ？”ＡｉｒＦｏｒｃ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Ｖｏｌ．９６，Ｎｏ．１２，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ＢｒａｈｍａＣｈｅｌｌａｎｅｙ，“Ａ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６，２０１３．

　　〔１２〕关于美国方面如何看待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举措，见

　　Ａｍｉｔａｉ　Ｅｔｚｉｏｎｉ，“Ａ　Ｔｈｒｅｅ－Ｐｒｏｎｇ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ＩＺ，”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７，２０１３．

　　〔１３〕Ｒｏｂｅｒｔ　Ａ．Ｍａｎｎ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Ｃｈｅｅｒ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１３；Ｄｅｎｎｙ　Ｒｏｙ，“ＵＳＣｈｉｎａ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６，２０１４．

　　〔１４〕Ｅｌｙ　Ｒａｔｎｅ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ｏｆ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Ｒｅｅｆ，”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１，２０１３．

　　〔１５〕Ｄａｎｉｅｌ　Ｒ．Ｒｕｓｓｅｌ，“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ｓ　Ｈｅｒｅ　ｔｏ　Ｓｔａｙ，”Ｔｈｅ　Ｈ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１，２０１３．

　　〔１６〕Ｅｌｙ　Ｒａｔｎｅｒ，“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ｔｏ　Ａｓｉａ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ｓｅｃｕｒｅ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３，ｐｐ．２５－２７．

　　〔１７〕Ｒｏｂｅｒｔ　Ａ．Ｍａｎｎ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Ｃｈｅｅｒ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１３．

　　〔１８〕“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ｓｉａ　Ｐｏｗｅｒ　Ｗｅｂ：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ｎｔｒａ－Ａｓｉ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ｉｅｓ，”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Ｊｕｎｅ　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ａｓ．ｏｒｇ／ｆｉｌｅ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ＮＡＳ＿ＡｓｉａＰｏｗｅｒＷｅｂ．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

　　〔１９〕“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ｓｉａ，”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１３，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１３／１１／２１／ｒｅｍａｒｋｓ－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ｄｖｉｓｏｒ－ｓｕｓａｎ－ｅ－ｒｉｃｅ，访问日期：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６日。

　　〔２０〕达巍：《应对危机、寻求突破：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全球战略》〔Ｊ〕，《当代世界》２０１４年第１期；Ｅｌｙ　Ｒａｔｎ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Ｗｒｉｇｈ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ｎｏｔ　ｉ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ｉ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Ｔｈ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２０１３．

　　〔２１〕Ｅｌｙ　Ｒａｔｎｅ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ｏｆ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Ｒｅｅｆ，”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１，２０１３．

　　〔２２〕对奥巴马第一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评估，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Ｕ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Ａｓｉａ　Ｐｏｌｉｃｙ，Ｎｕｍｂｅｒ　１５，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

　　〔２３〕Ｍｅｌ　Ｇｕｒｔｏｖ，“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Ｎｅｗ　Ｔｙｐｅ’ｏｆ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１，Ｉｓｓｕｅ　５２，Ｎｏ．１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０，２０１３．

　　〔２４〕瓦利·纳斯尔（Ｖａｌｉ　Ｎａｓｒ）：《美国需重新思考“重返亚洲”战略》，ＦＴ中文网，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５日；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Ｈａａｓｓ，“ＴｈｅＩｒｏｎ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Ｍａｙ／Ｊｕｎｅ　２０１３；Ｇｕｌｓｈａｎ　Ｄｉｅｔｌ， “ＵＳ　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ｄｓａ．ｉｎ／ｉｄｓ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ＵＳ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ｇｄｉｅｔｌ＿１１１２１３，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１月８日。

　　〔２５〕“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Ｕ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ｂｒ．ｏｒ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ｉａ＿ｐｏｌｉｃｙ／ｆｒｅｅ／ＡＰ１５／ＡＰ１５＿Ｂ＿Ａｓｉａ＿ｂａｌａｎｃｅＲｔ．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１４ 年１ 月１６日。

　　〔２６〕张蕴岭：《中国周边环境的新变化与对策》〔Ｊ〕，《思想战线》２０１２年第１期；Ｚｈａｏ　Ｍｉｎｇｈａｏ，“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ｗｅｒ，”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Ｊｕｌｙ　１３，２０１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