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社会治理，是近年来我党执政理念的重大创新，不仅是出于新时期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新时期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还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基层地方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的实践场域，是积累社会治理创新理论素材的重要来源。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以来，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大胆探索，敢于试错，勇于创新，争当地方“改革促进派”和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者”，在创新治理方式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尝试。人民论坛理论研究中心在认真梳理我国各地社会治理创新的经验做法和实践亮点的基础上，从全国各地区选取8个较具典型的案例进行提炼总结，希望能够以此为其他地区更好地开展社会治理创新活动提供参考和借鉴。

　　上海浦东：区域化党建的“1+N”模式

　　创新背景

　　2014年初以来，上海浦东镇域城乡结合部的快速城镇化地区已形成十多个以知名大商场（包括家具、农贸、百货、电器等类）为主的商圈。北蔡镇党委立足上述实际，结合北蔡实情，认真贯彻落实上海市委“1+6”文件精神，制定《北蔡镇区域化商圈党建实施方案》，成立浦东北蔡镇商圈党建工作小组，根据“点上示范、面上推广”原则，运用北蔡镇区域化党建和党群组织等多元主体联动的合力，以及联席会议、项目化运作、党群工作联动、资源共享和服务保障五项机制，启动和推进跨体制、跨单位的商圈党建。通过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在非公企业商圈的覆盖面，践行“商圈，让百姓满意”理念，营造诚信经营、友善待客的购物环境，提高商圈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社区治理与商圈企业协调发展。

　　浦东举措

　　2014年以来，浦东北蔡镇试点单位选取红星美凯龙集团所在的、上海单体面积最大（总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经营面积14.3万平方米）的浦东沪南商圈，积极开展商圈党建，形成了“1+6”工作模式：“1”即一个“商圈，让百姓满意”的理念，“6”指实现“1”这一理念的包括引导党员参与平台、诚信经营为重点的企业文化平台、党群组织联动平台、和谐劳动关系平台、民生需求和问题导向平台以及保障机制平台在内的六个平台。在该模式的具体运作中，由商圈所在的公司大业主牵头，依靠行政支持，公司党支部和商场联合党支部，党群组织和党员、团员和普通员工多主体联动，吸引众多商户共同参与，推动了“1+6”工作模式良性运作。

　　北蔡镇党委积极贯彻落实上海市委“1+6”文件精神，转型升级为“1+6”工作模式，继续依托区域化党建合力，引导、服务和推进浦东北蔡镇域面上的商圈党建，在借鉴“1+6”工作模式的基础上实施双重叠加结构的“1+N”工作模式，即“1+N”工作内涵发展模式与“1+N”组织形式拓展模式。第一个“1+N”为工作内涵发展模式，其含义是“一个理念，多个做法”，其中“1”指一个“商圈，让百姓满意”的理念；“N”指结合本企业商圈规模、特点实际，提出若干个实现理念的可行有效平台抓手。第二个“1+N”为组织形式拓展模式，其含意是“一家牵头，多家参与”，其中“1”表示该商圈内的一个牵头大业主；“N”表示参与商圈党建的多个组织主体和小业主。

　　成效启示

　　上海浦东商圈区域化党建的“1+N”模式，不仅创新落实“1+6”文件精神，优化升级“1+6”工作模式，也有效推动了上海浦东“两新”党建的创新，更是社区区域化党建创新的延伸创新。一方面解放了生产力，释放了创新力，促进了企业经营发展；另一方面，商圈党建积极融入当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担当社会责任，引领基层发展，推动社会善治与社会和谐；同时，“1+N”模式在工作内容上更接地气，有利于扎实推进发展商圈党建，为大业主与小业主合力开展工作创新了以业务为纽带、保持紧密型联系的组织形式。“1+N”双重叠加模式，一方面在工作内容上接地气，有利于商圈党建扎实发展；另一方面在组织形式上，大业主与小业主以业务为纽带保持紧密型联系，有利于合力开展工作。另外，上海浦东区域化党建“1+N”模式，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尝试运用新媒体手段，积极开展商圈党建的线上线下主题活动，扩大商圈区域化党建的社会影响力，打造“党建综合体”，培育“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社会生活共同体”。

　　辽宁大连：打造“网格+网络”的综治信息化平台

　　创新背景

　　辽宁大连在前几年相继建成的区域性、行业性的综合治理信息化工作平台的基础上，在“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的大背景下，在借鉴其他地区先进建设经验的同时，结合大连实际，立足大连市情，融合大连特色，运用大数据技术，于2015年8月建立辽宁省综治信息化第一平台。

　　大连举措

　　大连综治信息化平台的业务核心就是“9+10”综治专项业务模块。在遵循中央综治办规定的机构队伍、实有人口、特殊人群、重点青少年、两新组织、社会治安、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校园及周边安全、护路护线等9个基础模块之上，大连又创新性地扩展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综治宣传和舆论信息引导、平安建设、综治委成员单位、中央和省属在大连单位及市直单位综治工作、诚信体系、平安志愿者、沿海口岸、信息网格、群众安全感调查10个业务板块。纵向上又将这19项业务板块细化为150项具体业务工作，既记录了综治工作的业务数据，也记录了从工作前期计划、工作具体实施到工作总结各阶段的详细内容，实现了综治专项工作业务范围全覆盖。

　　大连综治信息化平台可以通过“人到户，户入楼，楼上图”的方式对实有人口进行管理，实现了以房管人、准确定位的综治工作目标。大连综治信息化平台可以将综治业务工作信息以视频监控、图片、影像等多媒体资源在全市的GIS地理信息平台中展现出来；通过这种立体化展示方式，可以让工作人员直观掌握全市社会治安防控工作概况，针对某项具体工作或问题进行详细、细致的了解，以及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快速掌握事件周边信息。

　　成效启示

　　在运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大连综治信息化平台已录入实有人口5081167人、重点地区169处、两新组织5768个等数据，初步完成基础数据录入工作，成为加强综治工作与基础数据互联互动的有效载体。大连综治信息化平台不仅是“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技术”“线上与线下”“小平台与大数据”“综治工作与基础数据”“网格+网络”“管理+服务”互联互动、相互作用的有机产物，也是大连社会复合治理与良政善治的有效载体。“网格+网络”的综治信息化平台，不仅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实现了平面式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向立体化的“网格+网络”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与优化深化，而且也实现了从“管理”到“治理”的“质的飞跃”，更是实现了社会治理模式从“平面”走向“立体”。打造“网格+网络”的综治信息化平台，一方面创新了社会治理，走向智慧化、立体化、平台化、服务化；另一方面，“提质”“增效”公共服务，提升了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简化了办事程序手续，节省了办事时间成本，增强了服务效能。

　　四川成都：构建“大联动、微治理”的“智慧治理”新模式

　　创新背景

　　成华区地处成都市东北部，全区面积108平方公里，是成都市面积最大的中心城区，辖14个街道办事处，103个社区，人口113万。作为成都市曾经的“老工业基地+大农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成都“北改”“棚改”等工程的深入推进、流动人口的急剧增加，基层治理、社会服务、城市管理等领域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综合利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推进政府数据共享、治理信息化、服务智能化，是深化“民生成华”的现实所期，保障“平安成华”的问题倒逼，创新“智慧成华”的形势所需，也是打造“现代国际化精品城区”的大势所趋。

　　成都举措

　　2015年，成华区以“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建设为总揽，充分利用“互联网+”整合资源，创新提出了以“联动发现问题、联动解决问题”为核心，以“横向信息资源整合、纵向各级联动联勤”为路径，以“在服务中治理、在治理中服务”为抓手，在原有网格化服务管理的基础上，探索建立起以信息化为引领的基层服务治理“大联动、微治理”体系，探索构建“智慧治理”新模式，为创新社会治理和服务积累了成功经验，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基层实践样本。

　　成效启示

　　成都成华综合利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推进政府数据共享、治理信息化、服务智能化，构建“大联动、微治理”的“智慧治理”新模式，倒逼基层治理创新，大协同立体式为居民服务，“微治理”全面提高居民幸福感。截至目前，成华区“两抢”和扒窃警情均实现同比下降。成华区在“北改”工程累计拆迁面积440余万平方米、促成9万名居民搬迁的大背景下，全区实现信访总量、集体访、重复访、越级访、群体性事件“五下降”，居民幸福感测评位居成都市第一名。

　　浙江温州：行业商（协）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

　　创新背景

　　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协同参与者”，当前越来越多地区意识到，应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的“功能性作用”，加大政府机构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力度、深度与广度，共同推动社会“善治”。温州市民营经济高度发达，与之匹配的行业商会协会等社会组织成熟完善，截至2015年底，温州市共有行业协会商会205个，基层商会129个，市场经济与社会组织协同发展，有效地推动了温州社会治理创新和政府行政审批改革。同时，温州市政府积极探索成熟的商业行业协会承接政府职能，成效显著，并在政府、市场、社会合作、协同、共治方面形成一定经验。

　　温州举措

　　所谓“行业商（协）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是指政府不该管、不好管、难管好的事务，由政府委托给行业协会商会去管去做。近年来，温州市积极探索，通过开展“1+4”试点工作，即在市鞋革行业协会实行综合性试点，在服装、眼镜、金属、建筑材料4家行业商会协会开展单项试点，边试点、边铺开、边完善，转移办法逐步规范，形成了政府职能“转得出”、社会组织“接得住”、转出职能“用得好”的治理模式，为面上推广提供了经验和样板。同时，温州市工商联积极推进实施承接政府职能转移“1122工程”，11个县级工商联共在19个协会商会开展承接75项政府职能转移试点工作，市本级22个重点行业协会商会共承接86项政府职能。

　　成效启示

　　通过“1+4”试点工作，温州市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政府职能转移模式，出台了全国首个职能转移规范性文件——《温州市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工作总体方案》，逐步建立了行业协会商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科学机制，包括准入机制、购买服务资金保障机制、绩效评价机制和奖惩机制等，初步形成了“政府职能转得出、社会组织接得住、有关部门管得好”的治理模式，既提高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也提升了民间组织的活力和影响力。

　　行业商（协）会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政府、企业、社会（行业协会商会）的合作共赢、协同共治、和谐善治。2014年温州共有167项政府职能向110家社会组织转移，2015年温州又有41个行业商会协会承接政府161项职能。政府部门实现“瘦身、健身、转身”，行业协会商会也得到了转型、升级、增能。目前，温州全市共有48家行业协会商会获得3A及以上等级。温州市的成功经验为社会组织日益完善、社会建设比较好的地方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合作，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借鉴案例。

　　山东曲阜： “以儒治乡” 惠民生

　　创新背景

　　曲阜是孔子故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资源丰富并且得天独厚，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时提出“使孔子故里成为首善之区”的殷切希望。曲阜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着力打造“东方圣城•首善之区”。

　　曲阜举措

　　曲阜充分发挥儒家文化优势，积极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治理，坚持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大力实施“彬彬有礼道德城市”建设，探索党政干部常态化直接联系服务群众机制。曲阜推出了第一书记“新十大员制度”，特别是针对当前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多样、多发的现实，大力弘扬和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以民为本”“礼之用、和为贵”“德不孤，必有邻”等思想精髓，创造性地在全市405个行政村建立了“和为贵”调解室，制定了“和为贵”调解室星级评定工作机制，全面推行“民情夜会”制度，动员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探索通过非诉讼渠道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机制，着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成效启示

　　曲阜充分挖掘当地传统文化资源，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尝试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的高度融合，探讨“文化治理社会”的新方法，发挥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灵魂作用”，为全国其他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地方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样板。

　　广东东莞：建立“同城共享”的积分体系

　　创新背景

　　东莞作为近千万人口的新兴城市，在地理位置、人口结构、产业结构、行政架构等方面有其特殊性。近年来，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东莞正承受着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社会管理等方面越来越大的压力，创新社会治理、推动协同共治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东莞市基本建立了以流动人口为主体的、涵盖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居民自治、社会信用、志愿服务等领域的积分制管理体系，初步形成了“以贡献赢得积分，按积分享受服务”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东莞举措

　　东莞建立“同城共享”积分体系，推行积分制入户、积分制入学、“积分优才卡”和居家养老服务积分制等，让异地务工人员共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形成风险预警积分机制，建立社会组织“绿、黄、红”三级预警机制、异地商会积分制管理、劳资矛盾风险积分预警体系、镇街领导班子落实科学发展观年度考核积分工作台账、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作绩效积分考核以及入党积极分子积分制管理；建立群众认可的文明行为积分体系，将群众公认的文明行为和普遍反映的不文明行为纳入具体考核内容，构建正向逆向指标，设立“文明行为积分卡”，建立个人文明行为记录档案；构建诚信积分奖惩制度，逐步建立起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积分信用联动奖惩机制，提高守信收益和失信成本，切实对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的信用情况进行分类积分管理；建立服务积分互换制度。志愿者可利用积分兑换日常生活必需品等实物，互换儿童接送、居家养老等自身需要的服务，以及获得志愿者“星级评定”和荣誉表彰等精神激励。

　　成效启示

　　东莞市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广泛探索运用积分管理制度，充分调动和凝聚党政群、社会、市场的资源和力量，最大限度地引导广大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基层活力不断激发，基层治理能力明显提升，有力地促进群众安居乐业和社会安定有序。东莞“积分体系”的建立，创新了流动人口管理，保障了外来流动人口和当地人口的“同城同权”，通过促进东莞外来人的“就地城镇化”以提升东莞的城镇化水平，创造条件让外来人口融入本地，让东莞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流动人口。东莞市的“同城共享”积分体系也为全国其他地方创新流动人口管理、实现外来人口的“公民权”提供了创新实践样板。

　　陕西镇安：建立四级“民情气象”服务站

　　创新背景

　　位于秦岭深处的镇安县，总面积3487平方公里，辖19镇202个村6个社区，总人口28.5万，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山大沟深、地域辽阔、群众居住分散、群众诉求渠道不畅等原因，使得基层普遍存在“党委和政府掌握民情难、群众表达诉求难、干部化解纠纷难、基层组织解决群众需求难、特色产业发展难”等问题，不同程度地疏远了党群干群关系，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县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群众的民主观念、权利意识明显增强，利益诉求复杂多元，矛盾纠纷日益凸现，给社会管理带来诸多难题与压力。

　　镇安举措

　　为有效解决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而导致的党群干群关系疏远问题，镇安县将现代气象服务理论应用于群众工作，建立“民情气象”服务站，将群众的冷暖疾苦通过气象标识直观反映出来，为基层组织有效解决问题、科学施策提供依据。开通了民情“直通车”，实现了服务群众“零距离”，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好评。为真正把服务群众工作落到实处，镇安县全面推广了“民情气象”服务站制度，实施了“4318”工作模式，即：建立县镇村组“4”级民情气象服务网络，形成了蓝、橙、红“3”色响应机制，延伸触角组建“1”支党员干部服务队，明确产业发展、设施建设、民生保障、矛盾调处、治安联防、便民服务代理、留守人员代管、红白理事等“8”项服务内容，构建起全域覆盖的党员干部为民服务工作体系。

　　成效启示

　　建立民情气象服务站是一个颇具创新性的系统工程，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没有成套的规律可供遵循。镇安县委县政府大胆探索、深化改革、锐意创新、狠抓落实，时间虽然不长，已在实践中取得明显成效，促进了科学决策，维护了社会稳定，破解了民生难题，激发了干部工作活力，推动了经济发展。全县通过民情气象服务站平台，共收集群众意见建议9800多件，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困难520多件，调处各类矛盾纠纷700多起。民情气象服务站真正成为反映群众心声的“晴雨表”，改进干部作风的“直通车”，引导干部为民服务的“风向标”，推进发展的“助推器”。

　　安徽六安：实施“654321”行动计划

　　创新背景

　　六安位于安徽省西部、大别山北麓，素称“皖西”，是大别山区域中心城市。2000年3月六安撤地建市，辖寿县、霍邱、金寨、霍山、舒城五县和金安、裕安两区，设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叶集改革发展试验区、市承接产业转移集中示范园区，市域总面积1.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710.3万。随着城市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各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六安市拆迁安置、征地补偿、资源分配、环境污染、安全生产等引发的矛盾大量增多；部分利益诉求群体的活动高频率、组织化、联动性趋势增强；医患纠纷、劳资纠纷、企业改制等因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仍然突出。

　　六安举措

　　近年来，面对上述情况，六安市进一步健全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和群众工作能力，着力实施了“654321”行动计划，取得了明显成效，解决了一批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信访问题和矛盾纠纷，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6”即六安建好服务平台的严标准，是六安以乡镇（街道）群众工作机构为抓手，打造基层群众信访平台而提出的“有机构管事、有人员干事、有场所议事、有经费做事、有设施办事、有制度理事” 的“六有”标准。“5”即六安落实“五包”模式，“市委常委包县区、市政府领导包部门、县区领导包乡镇、乡镇领导包村片、‘一委四长’包涉法涉诉”。“4”即采取“四专”措施，“专班化解重点信访案件、专组解决涉法涉诉个案、专人包保服务重点人员、专项资金救助特困对象”。“3” 即“三理”，“注重源头治理，注重应急处理，注重依法办理”。“2”即“两创”活动，“无越级上访乡镇（街道）”和“无涉法涉诉越级上访政法单位”两项创建活动。“1”即建好“一化”系统，六安依托省级平台先行推进了网上信访信息系统建设。

　　成效启示

　　六安“立足形势创新体制机制，立足访情拓宽信访渠道，立足市情化解信访事项，立足源头预防矛盾隐患，立足稳定维护信访秩序，立足发展锻造信访队伍”，着力实施“664321”行动计划。通过平台建设抓“六有”、领导接访抓“五包”、化解积案抓“四专”、社会稳定抓“三理”、责任落实抓“两创”、阳光信访抓“一化”等一系列行之有效措施的落实，进一步促进了乡镇（街道）信访平台建设、树立了依法解决问题导向、缓解了越级上访工作压力、加大了信访群众教育引导、压实了基层单位主体责任、推动了信访信息化建设，全市信访形势逐渐向好。

　　总结

　　通过对全国各区域选取的八大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社会治理主要有四大内涵：一是管理，二是建设，三是激励，四是服务；社会治理创新的核心要义就是创造“条件”，即通过配套政策措施以优化社会治理的外在条件（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内化社会治理的机理机制、模式方式和文化哲学。社会治理创新，更多是“内外条件”的“复合联动”和“叠加作用”。

　　新时期新阶段新形势，地方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进入“深化区”和“攻坚期”，大数据、“互联网+”“四个全面”“供给侧改革”既赋予各地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新内涵新内容，又为各地社会治理创新注入新活力新动力，同时也给各方社会治理创新提出新要求新挑战。如何进一步提炼深化既有的成功做法与先进经验，优化升级既有的成功做法与先进经验，在既有基础上积极认真学习“他山之石”，以及如何在“既有创新”基础上的再创新，则是需要当地的“改革促进派”“改革实干家”和社会治理创新的“地方核心行动者”进一步思考与探讨的。

　　【整理：王礼鹏（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