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到中国的政治语境，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现代国家成长的动因与目标、质料与形式分别是什么？ 如此方可解释，中国为什么要进行现代国家建设，以及如何进行现代国家建设。

　　引言

　　当人们结束部落生活，或者说当众多部落聚合为一个规模更庞大、成员更多样的群体时，政治共同体产生了，政治生活开始了。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政治共同体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城邦、帝国、王国、封建领地、民族国家，但既称之为政治共同体，便须具备一个最低限度的条件，即通过权力与权威的交互使用，保证政治共同体成员彼此之间能够和平相处及携手合作，进而保证共同体本身之存续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政治共同体都是由权力体系和权威体系组成的混合物。权力是一种物理上的力量，即强制使人服从的能力。权威则是一种心理上的信念———谁有统治的权利。也许任何政治共同体的诞生都多少要依靠不光彩的、赤裸裸的权力的运用，但是如果没有权威，统治就不可能是稳固的。

　　现代国家起源于欧洲，常常被称为民族国家( nation － state) 。民族国家出现的确切时间颇有争议，但在过去的5 个世纪里，它逐渐获得了相对稳定的面貌和特征，尽管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大体上，我们可以认为一个现代国家拥有确定的边界，享有所谓的“主权”，它的国民获得了某种共同的身份认同———他们忠诚的对象超越了熟悉而充满温情的地方社群，径直的指向更高层级的国家。 现代欧洲国家的政府无疑拥有巨大的权力资源，同以往的任何政府相比，它对人和事物的支配与控制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但这种空前的统治权仍然需要政治权威、政治合法性的支撑。从中世纪到现代早期，欧洲人有两种关于政治权威的学说，一种认为统治权来自上帝的授权，此即君权神授论； 另一种认为统治权来自臣民的同意，后来发展为社会契约论。但随后的欧洲历史披上了一件祛魅的外衣，第一种学说因为无法被理性证成或证伪而被悬置不论，第二种学说则逐渐以“民主”之名在现代政治话语中独占鳌头。

　　民族国家作为现代欧洲政治经验的产物，是缓慢而自发地生长起来的。然而，当现代国家的概念进入中国人的政治想象时，它面对的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经验。近代以前，作为天下之中心的“中国”是自足的。然而，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却将华夏昔日的骄傲与荣光，变成了货真价实的历史，或者一种阿Q 式的想象。中国人真正感受到了生存的危机。蒋廷黻认为，现代中国危机的根源在于，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国家落后于西方的现代国家。因此他断言，近代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 中国人能现代化吗？ 信哉斯言。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正是如何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是用痛苦的挣扎与伟大的创造共同写就的，也许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艰辛。

　　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情境中，一方面，革命政党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治组织，凭借其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生产和再生产出巨大的政治权力，取代君主成为中国的政治重心，使得构建一个现代国家有了物理上的可能。 另一方面，不管国人最初以什么样的认识和动机来谈论民主，最终政治角斗场中的每一方都承认( 无论是实质的还是表面的) 民主是政治权威的基本依据。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我们可以透过民主和革命这两个核心概念，在中国政治经验中审视现代国家成长的历史与意涵。

　　2011 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国家成长丛书”，对此作了可贵的尝试。该丛书首批4部著作，包括闾小波《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产与流变———一项观念史的考察》( 以下简称“闾著”) 、李里峰《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 以下简称“李著”) 、王建华《夭折的合法反对———民初政党政治研究( 1912 － 1913) 》( 以下简称“王著”) 、熊秋良《移植与嬗变———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国会选举制度研究》( 以下简称“熊著”) 。4 部著作主题不同，旨趣各异，方法有别。闾著采观念史路径，追溯民主观念的生成与流变； 王著和熊著用制度史方法，探讨民主制度的移植与嬗变； 李著则具新革命史色彩，关注革命政党的理想与现实。但几位作者均聚焦1949 年前的近代中国，围绕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威的形成和运作，以坚实的经验研究为基础，对中国现代国家成长进行了审视和反思。从研究视角、方法、资料诸方面来看，这套丛书都堪称同类研究中的佼佼者。

　　民主观念： 生成与流变

　　有人曾断言，“思想史死了”。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果如科林伍德所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则思想史是不可能死去的。做出如此残酷的判决，不过是表达了对以往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观念史、概念史作为传统思想史的继续和发展，在最近几十年间勃然兴起。

　　观念史研究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意义上是重要的。首先，历史作为人之活动的结果，不同于物理世界的事实，因为它有一个内在的面相，即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或者说是有意义的( 即便是无意识的活动，也有它的意义) 。为了更好地理解或解释历史，史家不仅需要研究史实，更要穿透它看似自足的外壳，探寻其中鲜活的意义世界。因此，观念研究本身是历史研究的题中之义。 其次，自人类开始使用语言至今，已过了无数个世纪，人类观念的演进已经到了繁杂以至于混乱的境地。为了更好地理解人们的语言和思想，对观念的澄清就是一项朴实而又高尚的工作。

　　闾著《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无疑是近年来国内研究政治观念史的一部重头著作。作者以其对古今、中外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的通晓，以及出色的搜集和驾驭史料的能力，在令人信服地证明其观点的同时，展示了学识之渊博与思想之厚重。在这个图书泛滥、好书却寥若晨星的时代，这本学术著作却以其流畅的叙事、飘逸的文字和非凡的洞察力，令笔者有了一次难得的手不释卷的经历。

　　该书的一大特色是其方法论的不拘教条，兼采文本分析与历史语境分析之长。如此，则使得民主观念的呈现，有血有肉，而非时代错置的空洞抽象。诚如作者所说，观念应当是可以感知与触碰的。 作者认识到观念与社会现实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但作为一本政治观念史著作，作者首先在方法论上假定社会变迁决定观念变迁，进而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中断言，民族危机是社会变迁、进而也是民主运动的动力。

　　在这种理论预设下，闾著中从头到尾贯穿着一种强烈的历史感。所谓历史感，即过往的归过往，当下的归当下。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近代中国，民主观念总是因特定时期的特定群体对特定的时代议题的关切而得到表达”。 这使该书得以避免思想史研究中常见并为斯金纳所批评的“时代错置”( anachronism) 。 举例言之，这种历史感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西学中源”说报以批判的同情； 另一方面，公正持平地对待近代中国存在过的各种民主学说。从谨慎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民主观念，到稳健理性的自由主义民主观念，再到浪漫激进的庶民主义民主观，都可以在民主的观念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得到平心静气的学理分析。

　　从闾著中，读者还不难发现作者对民主之偶然性、有限性和渐进性的深切体认。所谓偶然性，即作者所说“民主并非事先的规划，亦无‘正版’可以‘拷贝’”。所谓有限性，是指虽然当下大部分人目民主为一个“好东西”，然而民主之好仍须与许多其他的“好东西”配置在一起，才能得以彰显。这其他的好东西，既包括为世人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也包括孕育滋养民主观念的政治制度、社会资本与政治文化等。所谓渐进性，即民主的实现需要积累点滴的努力，而不可求事功于一时。因为“民主制好似一个天价的奢侈品，必需量入为出，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获得，若想一次付清得到的将是‘皇帝的新装’”。

　　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主题。闾著为我们展开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读者却不必也不可能指望从中找到全部问题的答案。在笔者看来，就这一主题我们至少还可以追问： 首先，在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为什么民主会成为一种终极的、不可反驳的强势政治观念？ 在洛夫乔伊看来，观念史研究需要追问一个时代最为根本的影响人们思考的思想设定与思想习惯，因为这种设定与习惯能够激起人们的形而上学激情。回到闾著，究竟是何种思想设定，使得近代国人将民主而非其他的价值观念，捧上了政治观念的神坛？ 我们知道，产生于西方历史语境的民主观念，与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并无显著的亲和性，甚或颇有抵牾，既然如此，恐怕很难把“民主”当作现代中国政治术语表中一个给定的词汇，而需要深入分析国人是基于何种基本思想设定而接受它并赋予其价值优先性。闾著在结语部分“中国人民主观念的偏好”一节，从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角度谈到了这个问题，不过颇为简略，让人意犹未尽。

　　其次，政治论说是在不同社会团体———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的互动中展开的。就此而言，一个苛刻的读者也许可以对闾著提出如下吹毛求疵的批评： 作者对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的勾画主要聚焦于精英层面，而基本没有提及普通民众的民主认知； 对知识精英的民主言说作了浓墨重彩的论析，而对政治精英的民主观念只作了轻描淡写； 即便对于知识精英，作者也主要倚重最为直接的政治论说，而很少涉及文学作品中所想象、感受和理解的民主。

　　全书层次分明，环环相扣，一气呵成，但个别立论亦有草率之嫌。例如，作者在结语中提到历史语境对民主观念的限制，并将这历史语境概括为“农业国家”与“工业化国家”之别。前者之民主观念更强调平等，民主的实现方式更倾向于采用暴力革命，而革命之后果更容易产生强制密集的国家形式。而后者之民主观念更注重个人自由与权利，强调市场与渐进的变革。揆诸近代史实，这一论断应该是成立的。但是细心的读者难免会疑惑，同为“农业社会”，为何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与中国人对民主观念的理解迥乎不同呢？

　　对于一本学术著作，智识上的得与失在所难免，然而笔者以为，闾著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字里行间所流露的真性情。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有所谓“以言行事”之说，撰写这样一部民主观念史，或者正表达了作者对理想政治的坚定信仰与执着追求。

　　民主制度： 移植与嬗变

　　民主、政党、选举，都是现代政治体系中极其重要的关键词。有趣的是，19 世纪以前，民主与政党在西方的政治话语中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瑏瑤但时过境迁，如今民主已成了现代政治价值的一个终极来源，甚至是好政府的代名词，而政党则成了现代政治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笔者曾经设想，如果华盛顿看到当下美国的政党政治，会不会领导另一次革命) 。瑏瑥至于选举，它在制度层面上是自由民主政治运转的重要一环，在政治人类学的意义上又是一种仪式，使公民相信他们所信仰的政治价值是真实而有效的。然而，这些西方引以为傲、令国人称慕不已的政治制度，在民国初年被引入中国的时候，却并没有为国人带来他们所渴望的富强。最终竟是由一个激进的、拥有空前强大的组织与动员能力的列宁式革命政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个中缘由引人深思。王著《夭折的合法反对》、熊著《移植与嬗变》，分别探讨了政党政治和选举制度在民国时期的坎坷历程，读者当能从中找到部分答案。

　　民主政治之运转，离不开政党与选举。以往大陆学界对民初政党与选举的研究不在少数，但大多对昙花一现的政党政治给予否定性的评价，认为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不适合中国。于外部原因论，或归之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权术与武力镇压，或归之于制度缺失与理论异化； 于内部原因论，则归之于政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组织涣散。关于民初选举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则更为薄弱，已有的研究在观点上多受意识形态思维的影响，往往过于强调阶级性，以致其评价难免有所偏颇。

　　王建华、熊秋良两位教授的著作则极力跳出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尝试以更开阔的视野、更公允的态度，对民初的政党政治与选举制度进行重新考量。诚如王著所言，要“跳出党争看政党，跳出宪政看制度”。

　　王著以体制内政党的“合法反对”为此项研究的基本理论视点，以合法政党的生产与实践为线索，综合运用个案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通过考察政党理论的输入、合法政党的生成与演进、建构政党的要素、政党政治的实践、改造政党的可能路径、政党政治的运作机理，成功地揭示了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深层原因。作者认为其失败原因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于精神层面讲，共和精神的缺失是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文化内因； 于国家建设的层面讲，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与其说是政党政治不适于中国，不如说是不适于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

　　在笔者看来，这后一层面尤有洞见，因为作者看清了政治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所谓现代化，是“对传统权力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改造，这种改造需要由一个强大的政治权威来推动和完成，借此为新的社会因素开辟成长的道路”。 而自太平天国起义以降，原本就非常脆弱的清王朝，其政治权威又不断地由中央向地方流散，此种状况直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始有改观。瑏瑩因此，政治现代化的起点，是政治权威的重建。一个现代化所需要的强大的中央权威，往往要通过集权的方式才能产生。而以“合法反对”为原则的竞争性政党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分权的政治要求，这显然与现代化的逻辑相悖。因此，民初的政党政治如果不是注定要失败的话，也很可能其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错误王著正是在这一洞见的基础上，借助于萨托利对所谓“整体的政党”与“部分的政党”的概念区格，进而提出民族国家建设应当是“整体的政党”的工作，而民初的政党政治却试图以“部分的政党”去完成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事业，这种角色的错置，正是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深层根源。

　　熊著《移植与嬗变》对中国近代选举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以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第一、二届国会选举为主要考察对象，将国会选举置于中国近代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通过对中国近代选举思想的演进、两次国会选举的法律文本、选举动员与民众参与、投票行为、选举舞弊现象、选举诉讼、政党与选举的关系等方面的系统研究，揭示国人选举观念在近代的嬗变，探索中国近代选举制度的基本发展趋势，并从政治学的角度对中国近代早期选举制度进行了反思。

　　熊著的一大特色在于其叙事的详尽细致。例如，在解读两届国会选举法的文本时，作者大量引用了当时国会辩论的原始资料，为我们重现了当时议员们辩论的精彩情景，其激烈程度与思想水平仿佛当年美国的制宪会议。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政治精英与思想精英对于选举的各种观点。再如，作者对国会选举过程的描述更是细致入微。从选举的组织工作、选民资格确定和选民登记、选民投票、选票的统计与公布、选举结果的确认，到选举中的舞弊等诸般乱象以及针对舞弊的各种诉讼等，一一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娓娓道来，宛如一幅选举版的清明上河图，为我们记录并描绘了一幕幕的政治悲喜剧。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当下的政治改革以及民主政治建设，也很有借鉴意义。

　　这两本著作，不仅注重方法的创新，更看重史料的真实。如王著导言所说，作者查阅了大量珍贵的一手文献资料，先后到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昆山市档案馆、苏州市档案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地收集资料，其搜集资料用力之勤，于此可见一斑。此外，王著在论述民初政党政治时既能于宏观处着眼，又能兼顾微观层面的问题，比如对民初各政党党员、党魁和经费的精细分析，如此使读者对于民初政党有一更完整的认识。熊著中虽然提及了许多现代政治理论，但并未生硬地套用这些理论，而是在对相关文献认真考据的基础上立论，故能做到言之有据。

　　两书自然也有可商榷、可改进之处。例如，王著在余论中检讨作为“整体的政党”在处理民族国家建设与民主国家之得失时，认为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的理论构想可以解决民族国家之建设问题，却无力“回应现代化带来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则“历史性的解决了这一难题”。抛开意识形态上的考虑，笔者认为这一论断是值得商榷、至少需要进一步论证的。而熊著在描述和反思民初北京政府两届国会选举失败时，虽然面面俱到，极为周详，但在历史解释层面却颇显单薄，读者在深入了解民初国会选举“其然”的同时，对“其所以然”仍难免有些迷惘。此外，两书在研究的主题和时段上都有不少交叉，读者不妨将二者相互参照来读，或可有意外之收获。

　　革命政党： 理想与现实

　　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无疑是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门“显学”。如果从蔡和森1925 年在莫斯科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 提纲) 》算起，党史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加之中共执政党的地位，党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内外学者出于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浓厚兴趣，在这一领域发表的著作和论文也可谓汗牛充栋。要想在该领域有所创新，无疑是一件充满挑战性的工作。李著《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以其严谨、素朴、卓尔不群的风格，很好地迎接了这种挑战。

　　在笔者看来，李著最值得称道的是其研究视野与方法的新颖，以及对研究对象内部张力的揭示。如作者所述，以往的中共党史论著虽然为数众多，与党组织本身直接相关的研究仍显薄弱。大体而言，“关于中共组织演变的概述性、通论性著作较多，而对党组织进行时段性、地域性考察者较少； 对组织制度之规定和组织机构之沿革论述较多，而对组织和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形关注不够；对上层、中层的组织机构和演变论述较多，而对基层组织的状况和效能有所忽略”。 因此，作者把研究视角从制度层面转向实践层面，从上层转向中层和下层； 关注重点从党的机构设置及其沿革、组织路线及其演变，转向各种制度路线、方针、政策在中下层党组织中实际运作情形，进而揭示共产党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省为中心，基于大量原始档案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及其运行实态进行深入考察。对于党员及中下层干部群体的社会构成、发展党员的方式和程序、党员的入党动机、中下层干部的类型及其相互关系、基层组织的工作效能、对党员和干部的教育与训练、党内组织纪律的实施情况等问题，作者都作出了颇具新意和深度的探讨。作者整理了45 个统计表格，其中绝大部分数据都来自原始档案。这些内容，极大地丰富了学术界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状况和实际运作效能的理解。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对党员群体和干部群体进行了细致的类型学分析。通过对阶级、年龄、性别、教育和职业结构的分析，使读者了解了中共党员群体的社会构成。通过对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脱产干部与不脱产干部、新干部与老干部、政治干部与技术干部这几组概念的对比分析，使读者了解中共干部群体的基本面貌。这样一种类型学分析，打破了以往人们对中共党组织铁板一块的刻板印象，从而一方面还原了一个更为真实与生动的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也丰富了读者对中国共产党的具象认知。

　　研究视角的转换，使作者得以为我们描述一幅全新的历史景象，或者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得以“揭示出历史的复杂面相”。和以往的许多党史论著相比，该书展示了大量较少为人注意的内容。例如： 为了适应残酷的战争环境和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情，共产党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牺牲组织系统的严密性和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来换取农民的大量加入； 为了快速实现组织扩张，党员的吸纳大多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实际操作中不断降低要求、简化程序； 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为党员的主要来源，动机驳杂、信仰匮乏的党员大量存在，导致组织规模扩展与党员质量下降问题长期并存； 合格的党务干部长期紧缺，基层组织在发展和教育党员、发动群众、树立威信、领导政军民团体等方面的工作效能并不理想； 为了增强组织的严密性和凝聚力，共产党通过各种形式对党员和干部展开教育训练，严格执行党内纪律，并通过审查和处分等方式将众多不合格的党员清洗出党。

　　这些事实，反映了中共在革命战争年代面临的长期困局———如何实现革命理想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平衡。中共依靠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农民，然而，备受剥削压迫、生活艰难困苦的农民，未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与革命意识。因此，“无论是在白色恐怖的革命低潮中，还是在风起云涌的民族战争中，中共都在不断与农民的素质低下、目光短浅、关注现实利益、缺乏革命理想等特性作斗争，对农民进行发动、教育和改造。一旦这种努力受挫，党势必会向农民所谓的‘劣根性’妥协，采取各种有效而不一定正当的策略手段，促使他们参加政党组织、为党工作”。 在笔者看来，李著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正在于生动地展示了中共在现实斗争需要与意识形态理想之间存在的难以消弭的困境，进而揭示了中共在与中国乡村社会的相互改造、相互适应中，不断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逐步发展壮大并最终赢得胜利的历史逻辑。书中对国共两党组织形态与效能的精彩比较，则进一步提升了全书的理论价值，亦令读者有豁然开朗之感。

　　同样毋庸讳言，对于中共组织形态这一庞大而繁杂的主题，该书仍有许多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例如，与战时中共组织运作密切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诸如党的经费、党内的信息传递、党与军队的关系、党内的派别等，该书要么全未涉猎，要么仅略为提及。在资料方面，该书采用的统计资料较多，个案资料较少； 党内文件较多，党外资料较少； 档案资料较多，报刊、传记、回忆、口述等其他资料较少。此外，该书题为“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但作者对“党与农民在村庄场景中之互动”的描述和分析仍不够充分。当然，要在一本书中“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太现实的，但研究者沿着这些方向继续探索，相信会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

　　现代国家成长： 挑战与展望

　　从这一套丛书出发，笔者进而对现代国家成长这一宏大问题产生了一些想法。广而言之，全球化时代对民族国家产生了什么挑战，它的前景如何？ 狭而言之，现代国家成长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它会朝何处去？

　　与5 个世纪以前相比，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这是一个发生了“原子革命”、“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世界。 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作为理想类型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至少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 国家的主权权威以及国民身份的认同。原因在于，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形式，已经无法再像以前那样满足新时代的政治需要了。对此，某位政治家有一个形象的说法： 对我们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来说，现在的民族国家太小了，但对于我们面临的实际小问题来说，它又太大了。 因此，不少学者断言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然而，有关民族国家终结的主张，在逻辑上虽然是可能的，在事实上却并无经验。现代世界的绝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一个民族国家之内，那些没有自己国家或对国家归属不满的民族主义者，甚至仍在狂热地渴望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公共领域内，民族国家仍是最为重要的行为主体。无论是公共冲突的解决，还是公共物品的供给，国家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在笔者看来，民族国家也许会走向终结，如同城邦和帝国一样。但至少在看得见的未来，民族国家仍将是政治共同体的主要形式( 如果不是唯一形式的话) ，即便我们承认多层次或多中心治理这样的理论构想与政治实践。

　　回到中国的政治语境，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现代国家成长的动因与目标、质料与形式分别是什么？ 如此方可解释，中国为什么要进行现代国家建设，以及如何进行现代国家建设。

　　从动因与目标来看，可以认为，中国与欧洲的现代国家建设都是要追求政治共同体的生存和富强，都是对其所处政治环境的一种回应。所不同的是，西方的现代国家建设是自发的，而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则是自觉的。作为现代化发源地的欧洲，事实上并没有哪个君主、思想家或政府策划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宏伟蓝图。他们只是在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回应现实的政治压力。而作为这种回应之结果的现代国家或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中国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其现代国家建设的启动是为了应对所遭遇到的“总体性危机”。而为了克服这种总体性危机，除了“师夷长技”之外，很难找到其他的选择。因此，可以认为，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启动的那一刻起，它所要模仿的就是西方现代国家这个理念。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会选择不同的西方国家作为这个理念的模板。

　　从质料与形式来看，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大致有三种可以使用的材料或资源：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实践，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共产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既然现代国家这个观念在中国的政治经验中没有对应物，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路径选择便只能是取法西洋( 无论是欧美的自由民主理路，还是苏俄的马克思主义理路) ，但即便如此，中国政治传统的痕迹却依然在血红的革命旗帜上隐约可见。非常简略地说，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所呈现的不同的政府形式，都可以认为是这三种材料的混合物，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三种材料的比重是不同的。

　　面对近代中国的诸般现实，政治精英选择了以革命政党作为中国的政治重心，通过构建一个威权式的党治国家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党治国家完成了国家主权的建构，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轮廓。因此，当下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所面临的挑战，确切地说就是党治国家所面临的挑战。这关涉到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比如共产党如何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为一个执政党，如何回应国民对政治参与的诉求等等，但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党治国家如何行使政治权力，如何获得或巩固政治权威。

　　毫无疑问，中国仍要继续它伟大的建设现代国家之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或许不得不继续按照西方人对现代国家的理解去形构我们的国家，因为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迄今仍然颇为有效，新一代的中国人也已经把西方人的国家观念融入了自己的心智深处。但在迈向现代国家的道路上，我们没有理由放弃自己的特色和追求，亦步亦趋地全盘照搬西方。中国也许不能选择要不要成为现代国家，但我们应该也能够选择根据什么样的原则、以什么样的方式成为现代国家。严复曾说，“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笔者深为此言所蕴涵的洞见与睿智所折服，它应当成为肉食者思考国家建设的指南，也应当成为那些追求完美的教条主义知识分子的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