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作出准确判断后提出的，是中国在新时期的新国家安全观，将引领中国应对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方面错综复杂的挑战。从国际比较与历史演变的视角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呈现出中国安全观的时代特色，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理解。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中国对当前国际国内安全局势的总体认识与精准判断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当前国家安全面临境遇的总体概括。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极为错综复杂，国家安全领域受到的威胁令人担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使人能够清晰地看到问题的总体框架，辩证地思考问题的症结所在。

　　从国际因素来看，历史进入21世纪，“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威胁增加，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安全威胁凸显。在非传统安全内容多样化爆发之时，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并没有减少，军事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等问题频繁发生，西方大国军备力量增强，地区冲突日趋尖锐。影响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全球经济增长变慢，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激化，局部冲突不断，国际安全形势错综复杂。美国、欧洲、日本不仅通过金融政策将危机后果转嫁给广大发展中国家，而且试图通过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维系西方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优势，将全球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重点消化东欧的战略已经发生改变，从重点进行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转为向中东和中亚扩张，继而再转向东亚。美国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同盟出现强化趋势，利用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制造事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安全环境发生历史性重大变化。中国国家安全的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必须准确把握国际安全形势变化的特点与发展趋势，增强忧患意识，应对复杂国际安全局势带来的挑战。

　　从国内形势来看，暴力恐怖活动，周边局势的挑战，转型期经济模式对资源环境的消耗等，都对国家安全提出严峻挑战。在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中，我国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时社会差别、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越来越有所显现，对国家政治安全可能带来一定的冲击，因此，维护社会安定有序，保障各个行业领域的安全运营，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等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人民安居乐业的需求。

　　对于国家安全观的概括，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我们所处的当今全球形势有完整的总体的把握，清晰精准判断我们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对国家安全的全面精准的理解，重视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反映了正在崛起的中国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国际秩序的总体认识和精准判断，以及应对国际挑战的战略自信。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中国对国际安全问题研究的理论创新

　　总体国家安全观反映了中国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是国际安全理论研究的前沿性表现。冷战结束后，关于安全问题的理论思考纷繁多样，各国的安全观与安全战略不断出台。安全问题在不同的特定环境里，被研究者赋予不同的涵义。国际安全研究领域学者巴里·布赞（BarryBuzan）和琳娜·汉森（HansenLene）系统梳理20世纪40年代以来国际安全研究演化的情况，提出不同的理论之间存在通约性，但是“多数国际安全研究领域内的著述并未对国际安全研究的主题进行相关的哲学探讨，而局限于概念层面的阐释”。〔1〕

　　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观、新自由主义的非传统安全观、建构主义的文化安全观，都在某个阶段发挥着主要作用，而又各自延展交织。同时，在当今时代，安全具有全球性，更具有跨界性，某一种形式的安全不是固定于某个领域，某种安全威胁的爆发可能影响几个领域，对国家与世界产生危害。因此，任何一个安全问题都不仅仅是某一个领域的问题，各个安全领域似乎都围绕着粮食安全问题产生了系列的反映，形成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体系链条。

　　在中国在政治学领域，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被引进之后，在探索各个流派纷争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在积极构建，国家安全观也取得与时俱进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之后，提出中国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待世界局势与国际安全实践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思维，全面系统地考虑影响安全威胁的各种因素，指出国家安全是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在总体安全体系中，每一个领域的安全问题，有着符合该领域需要的具体安全标准，有着各自的侧重点，但是各个领域的安全问题又都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国家安全内容体系既有传统安全，又有非传统安全，更有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互动互联的领域，不能片面地突出某种安全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视某个领域的安全威胁问题，安全是综合性的，是全方位的，需要总体来看，更需要注意到多样的安全问题之间的联动性。

　　在关注国家安全体系的同时，必须把其放在国际安全视野中加以衡量。从国际安全体系来看，国家安全体系的所有安全内容都同时具有内部性与外部性，尤其是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趋势下，信息化、网络化已经把各个国家、各个角落都笼罩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体系中，某个安全问题既是国家内部的稳定与发展中的战略问题，也涉及到以什么样的外交战略处理好国际安全事务的问题。

　　传统安全观以军事战略为主，强调了非政府状态下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性，强化了零和博弈的局面，过分强调国家间的对抗，在此观念下，国际安全格局被看成是武力争夺的结果，严重影响和平与和发展的进程。非传统安全观内容多样，主体多元，强调了非国家主体在国际安全中的影响作用，受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较多，过分强调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作用，强调现有国际机制的自动协调作用，注重世界市场的自由竞争，在此观念下，国际安全格局中国家主权利益一再受到威胁，强国以自身综合国力之势强制干涉他国的内政，造成国际安全结构不稳。

　　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强调传统国家安全，而且强调非传统国家安全，更强调安全的综合性，在综合性的安全中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重视国际安全，也重视国内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特别指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代表了发展中的大国正在崛起过程中对于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科学分析，对于国际安全格局与结构的稳定、和平和发展具有理论价值，是对当前国际安全形势进行的高度概括，反映了国际安全研究的创新思想。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方面的战略谋划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时代特色还表现在观念总领下的战略对策方面。安全观代表一个国家在安全治理方面的基本原则，是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的总的理念，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树立国家形象，提高国家地位的软实力的表现。全球化时代的安全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具有不确定性，但是从国际安全体系来看，全球安全治理存在着困境，缺乏一个统一的认识和有效的机制。因此，全球安全治理是迫切的。联合国集体安全决策机制由于自身特点与客观环境限制，多年主张改革并没有取得成效，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作用有限。美国、日本、欧洲等西方大国绕开联合国实施全球战略扩张，尤其是美国借反恐之势在世界上大肆扩张影响势力，提高其单边影响力，试图维护主导世界的地位，造成民族矛盾升级，地区冲突不断，国际安全缺乏保障机制。

　　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既要解决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矛盾问题，又要化解与其他大国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对国际安全治理有所贡献。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提升，国际影响力与之俱增，面对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不仅重视本国安全，而且倡导全球安全，体现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的全球性责任。总体国家安全观适时地指出，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2013年3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非洲坦桑尼亚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要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在与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时表示，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提供制度保障。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会的主旨演讲中，还提出了许多更为具体的办法，包括加快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搭建地区性融资平台，促进区域内经济融合。

　　2014年3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荷兰海牙核安全峰会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通过平等对话和友好协商妥善处理矛盾和争端，同各国一道致力于消除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存在的根源。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德国讲话时强调，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提出亚洲安全观，提出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强调积极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断提高软实力，不仅树立了国家形象，而且提出了国际安全治理的新思路、新概念，对于国际体系安全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联合国对于全球人类安全有过专门的报告，认为人类安全威胁包括人口的过多成长、经济发展的不平均、移民及难民造成的安全威胁、环境的污染、毒品走私和贩卖、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等。为了防范人类安全受到威胁，联合国强调国家间的全面合作，共同维护人类安全。当前国际安全结构与地区安全结构酝酿着不确定性因素，处于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中国不仅重视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构建，而且更注重人的安全。既重视军事和防务领域的安全，也重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生态资源可持续性。既重视国家安全，也重视世界安全和人类安全。在全球秩序中，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引领中国认清国际安全形势，而且为国际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理念，不仅对国家安全战略提供新的指导，而且对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中，特别强调要通过全球治理保障人的安全，这充分体现出日益和平崛起的中国朝着世界大国迈进过程中维护世界和平的积极作为。

　　四、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中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运行的总体设计

　　一个国家某段时期的安全观往往体现出国家在处理安全威胁问题时的思维方式和解决方法，以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这种思维方式和解决方法渗透在国家安全决策运行机制中，保障安全决策有序、及时得以出台和实施。在国家安全面临复杂的全球环境下，国家安全发展趋势具有不确定性，应对国家安全威胁成为国家政治决策过程的重要内容。“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动员体制、民族政策等国内体制有问题，或没有和时代的进步、世界的变化步调一致，而是落后或停滞不前，封闭甚至倒行逆施，那么即使它有再坚固的篱笆墙，哪怕武装到牙齿，这样的国家还是不安全，它的社会，它的人民仍然处于不安全状态。”〔2〕

　　国家安全的主体多元，国家安全的内容多样，涉及的部门与领域众多，中国存在诸多安全隐患，需要拥有安全机制改善安全状况，维护安全的可持续性。如果缺乏统一协调的安全决策机制，那么当国家突发安全危机时，就会出现措手不及的现象。我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经历了简短的迅速发展过程。1992年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首次使用“国家安全”术语，当时的概念多停留在传统安全含义层面，以军事内容为主。2002年7月《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发布，公开阐述了非传统安全观，继而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表明了对安全领域的新的认识，将安全领域从军事、政治向经济、科技、环境、文化等领域扩展，扬弃了局限于军事和政治的传统安全观，形成了既包括军事、政治等传统安全内容，又包括经济、恐怖主义威胁等非传统安全内容的综合性国家安全观。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国家安全问题，首次提出要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提出要健全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健全国家安全体制。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工作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强调完善国家安全体制。2014年1月24日我国正式设立国家层面的危机应对与管理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中国运行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的一个新的起点。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以往安全观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体现出总体协调、顶层设计的安全理念，引领着国家安全决策机制发挥有效作用。它也是中国对国家安全战略的顶层设计理念，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机制具有统领作用。在中央领导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发挥整体规划、统一协调的作用，能够更加有效整合各个部门的力量，有利于集中力量做好维护国家安全工作。

　　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下的安全决策机制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努力构建“以民为本”的民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与国民的幸福安康为根本目的，在理念上反映出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是国家内部政治过程民主性的体现，这不仅是国家安全治理的需求，更是当下中国社会全面治理的需求，正是在“以民为本”的价值理念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适合中国的时代需求，呈现出中国的时代精神。中国的国家安全治理进入新阶段，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不单单是概括，而且是细化。总体国家安全观细化了国家安全涉及的领域及内容，尤其是对于关乎重大国民经济运行的各个领域总体把握安全治理原则，具体实施安全战略对策提供了有力的指导，把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核安全这份范围广泛的任务单明确陈列出来，对各个行业具有集中指导的作用，反映国家政府对民生的关注，表明国家应对安全威胁的信念坚定，对于在当今时代环境中实现中国梦提供了保障。

　　综上所述，“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体现中国对当前国际国内安全局势的总体认识与精准判断，而且体现中国对国际安全问题研究的理论创新，既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方面的战略谋划，也体现了中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运行的总体设计。“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视外部安全，更重视国内安全，重视安全内容，更重视安全运行机制，体现出中国安全观的时代特性。这对于当代中国实施既融入国际安全体系，又保障国家安全的国家战略具有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对于国际安全与战略的理论研究具有巨大的思想价值。

　　参考文献：

　　［1］［英］巴里·布赞，［丹］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0．

　　［2］王逸舟．树立世纪之交的国家安全观［J］．瞭望新闻周刊，199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