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社民党通过执政实践深感到，虽然它从建党伊始就将服务、依靠和动员的对象确定为第一代产业工人，但作为执政党它要顾及其他各方面的利益，还要优先考虑经济发展问题。于是开始倡导“左”“右”合作，同时将自己的依靠力量逐渐向“中”转。

　　劳资合作。瑞典的全国工会联合会成立于1889年，雇主协会成立于1902年，领薪雇员总会成立于1944年。由于工人加入工会的组织率相当高（蓝领工人工会的组织率超过80%，白领工人工会的组织率超过50%），以及雇主协会组织的强大和他们愿意合作的明智态度，使得瑞典劳资关系通过谈判和协商处理良好。1938年总工会与雇主联合会签署了著名的“萨尔茨耶巴登协定”。这一协定对后来瑞典的劳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瑞典还设立了劳工法庭、劳动力市场委员会和调节冲突委员会等一整套保障性调节机制，使瑞典的劳资妥协走上制度化轨道。总工会每隔一年或两年就有关工人工资问题与雇主协会达成基本协议，然后由各行业工会去执行。某一行业或某一企业的工人准备罢工，必须争得工会的同意，否则罢工得不到总工会的支持，而罢工如得不到总工会的支持一般很难成功。某一企业的雇主如果不遵守基本协议，则将被处以罚款。劳资双方如果对某协议中的条款有争议，需提交由劳资双方和政府法官三方组成的劳工法庭去协调裁决，法庭的裁判和最后裁决具有法律效力。此外，劳资合作还体现在劳资双方与政府三方共同管理劳动力市场。

　　政党间的合作。通过19世纪晚期的政治民主化行动以及20世纪最初20年的议会选举，瑞典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五党格局。左翼社会主义政党包括左翼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中间派包括自由党和中央党，右翼是温和联合党（保守党）。每个阶级、阶层都有自己的政党代言人，从阶级成分来看，右翼保守党主要代表雇主阶级和高中级白领阶层；中央党代表农场主和中层白领工人；社民党的主要成分为产业工人和其他蓝领工人；共产党主要代表中层白领工人和产业工人。在这种政党格局下，社民党同其他政党的妥协与合作主要表现在联合组阁。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社民党在大萧条中以对农业的补贴获得了农民党的支持。社民党与农民党从此达成“红-绿”联盟。60年代后随着“红-绿”联盟的解体，社民党与共产党等组成社会主义政党联盟，从而保住了它的优势执政地位。80年代以后，社民党为了获得执政机会，不惜与右翼政党进行妥协与合作。1989年卡尔松政府不顾左翼政党的反对，和一些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使议会做出了申请加入欧盟的决议。

　　与各利益集团的对话。汉森不仅提出了构建“人民之家”的目标，他还以首相身份向私人企业主发出正式的合作邀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民党第三任主席俄兰德使妥协政治制度化，通过“星期四俱乐部”、“哈普森民主”等妥协机制，在重大决策问题上取得各大利益集团的谅解和合作。从1955年起，埃兰德又定期邀请企业界与工会及各大利益集团领导人到他的乡间别墅共商国是。此后，继任的首相帕尔梅还提出“工人为企业主，企业主为工人”、“公民为社会，社会为公民”的妥协主张。

　　注重与农民等中间阶层的合作。社民党并不因为与工会关系密切就排斥其他阶层，特别是中间阶层。社民党1936年至1939年和1951年至1957年曾四次与农民协会（1958年改名中央党）联合组阁。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随着中间阶层力量的增长和环境保护问题重要性的上升，社民党的政策开始转向维护农民利益、维护生态平衡和支持中小企业，故赢得了他们不少的选票。

　　苏东剧变使社民党执政地位遭到巨大挑战。1991年，瑞典经济再次陷入危机，加之遭遇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的强大攻势，社会党又一次下野。但早在1990年社会党就调整了党纲，使党的性质有从工人阶级政党向全民党转化的倾向。纲领抛开阶级立场和“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等字眼，认为“社会民主党的目标是以民主的实现影响整个社会和社会成员的相互关系进而是每个人都能有机会享受丰富而有意义的生活”。社民党不顾工会反对提出了冻结工资、冻结物价和禁止罢工的提案。在人民党支持下决定将所得税边际税率降至50%以下，使中上层收入者所得税率大大降低。同时主张压缩病假工资等福利，实现了社民党对其生活福利政策的第一次紧缩。1994年社民党在工会的支持下又一次上台，但在经济危机冷酷现实的面前，不顾工会的强烈反对，与中央党再次合作，继续加大对生活福利调整的力度，把社会保险补偿程度由当时的80%统统下调至75%，养老金、儿童补贴、住房补贴等其他福利也全线下调，从而使政府财政状况大大好转。

　　总之，20世纪90年代末，社民党注意到原始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数量缩小，新的职业阶层在私人部门、知识密集型企业和公共事业部门发展壮大。社会结构和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其开展政治工作的条件。社会成为一个更加多元、也更加分散的社会。由此，选民选择的灵活性更大。以阶级为背景的投票增加了，年轻一代越来越不受传统束缚，以阶级属性和社会经历、影响为基础投身工人运动的人越来越少。因此，社民党提出要适应新形势，只要工人运动能够提出新的社会问题和希望，那么就能通过自由、平等和团结的价值观把更多的人争取过来。

　　（摘编自《当代世界》2014年第5期 杨玲玲/文）